努力反映当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努力反映当代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杨桂欣
在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六部长篇小说中，有五部是写当代题材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提倡和鼓励作家们勇敢地正面剖析和描绘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而且也是符合1977年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实际情况的。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和《芙蓉镇》这四部作品，都是以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生活和斗争，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们勇敢地面向生活，迅速而又艺术地再现了我们时代的重大矛盾和斗争，既不回避我们党和人民在极左路线危害下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又生动地描述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在长期的灾难和痛苦中逐步觉醒和英勇抗争的过程，展现了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失败、我们的党和人民必然胜利的历史的发展趋势。这是这四部作品所共有的重要成就之一。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写的是发生在1975年间的大事情，即农村的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作家对他所写的生活是熟悉的，有深切体验的。长期的农村基层工作这个条件，使他熟悉了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农民群众。农民群众从合作化以后的生活遭遇和心理变迁，既令他痛苦，也教育他认识到“人民是不会绝望的”。活生生的农村父老兄弟姐妹们，一个个涌上作家的心头，催促他“常常要狠心地使用一把解剖刀”，“目的是解剖历史”，“弄清楚在如何对待农民这样一个重大的方针国策方面，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为什么竟然被制定政策的人们忽略？真的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一条早已露头的‘左’的路线在阻碍着历史的进程，在给我们的许茂们制造痛苦？”那时候的农村，被极左指导思想破坏得满目疮痍，而置身其中的周克芹却从农民群众身上感受到了它的蓬勃生机。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投入了这部长篇的创作。他要透过葫芦坝这中国农村的小小的一角，让人们看看我们伟大祖国的农村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面貌。事实证明，周克芹的目的达到了。人们通过这部作品，不但看清了从农业合作化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极左的指导思想，给农民群众造成的巨大的生活灾难和严重的心灵创伤，而且更看清了农民群众极为热切地盼望党的正确的农村工作路线和政策尽快到来的激情。中国农村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伟大力量，是深深地蕴藏在亿万农民的心灵深处的——这就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给我们的启示。
李国文从1978年开始，惨淡经营，到1980年，终于完成了《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高级干部于而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天，不去复“官”掌权，而悄悄地重访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石湖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以弄清结发妻子、游击队指导员芦花在抗日时期牺牲于坏人的黑枪之下的真情实况。小说以于而龙三天两夜的行踪和思路为主线，将四十年间的革命斗争画面组接起来，生动地、富有诗意地展现了各个历史阶段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深刻地表达了一个重大的主题：“春天，永远驻在人民之中”。
这四部作品所共有的重大成就之二，是努力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许茂老汉在合作化时期，基本上摆脱了小农意识的束缚，成了热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先进农民。但是，由于“左”的农村工作方针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严重摧残和破坏，他变得自私保守，甚至损人利己。1975年，由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对农村工作实行整顿，让农民稍稍获得安定生产的机会，他又很快地复萌了生活的希望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激情，其性格发展变化的曲折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他的一群女儿和女婿，作家都写得栩栩如生，性格各异。其中，四姑娘许秀云的形象，血肉丰满，颇具思想深度和艺术光彩。她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婚姻上的不幸虽曾使她一度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但在极左指导思想登峰造极、新的灾难又将强加给她和她的亲人之际，她终于觉醒了，反抗了，大义凛然，百折不回。她不但及时识破和大胆揭发帮派势力（前夫郑百如）的阴谋诡计，而且敢于冲破帮派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封建传统观念的严重束缚，把爱情献给尚在遭受迫害的大姐夫金东水（大队党支部书记）。她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勤劳勇敢，聪明贤惠，可以说是农村青年妇女中的艺术典型。
莫应丰的《将军吟》，刻画人物方面的显著成就集中表现在彭其司令员、陈镜泉政委和管理处长胡连生身上。这是三位赤卫队员出身的老战士。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一道出生入死；在和平建设阶段，他们又在一个空军兵团辛勤工作。由于性格和能力上的差异，他们在共同的环境中，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劫难突然袭来之际，胡连生的反抗既刚烈又简单化，同彭其的大将风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镜泉优柔寡断，既执行来自林彪之流的所谓指示，又不忍心牺牲战友而去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其性格特点同彭其敢作敢当、宁死不屈的革命气概也各有特色，显示了同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多种多样的这一原则。
李国文笔下的于而龙形象是发人深省的。他出身于穷苦的渔民家庭，革命战争年代同乡亲们相依为命，如鱼得水，任何困难和挫折都不曾动摇他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的赤胆忠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一方面为国防工业的现代化而呕心沥血，另一方面却又为了得到一顶副部长的乌纱帽，而遵奉着“父母之命”的陈腐教条，把已经有了爱人的亲生女儿许给上司的纨袴子弟。“文化大革命”中他一方面憎恶“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但他很少问一个“这是为什么？”倒是在挖空心思地触及自己的灵魂，检查工作中的错误。直到“天安门事件”中，他仍在警告儿子的“危险”思想，制止儿子的革命行动。然而，亿万人民申讨“四人帮”的怒潮和儿子由死刑改为放逐的遭遇，终于教育了他重新考虑问题，大胆探求革命成败的哲理。于而龙的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说是老干部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古华的《芙蓉镇》人物不多，但作家把生活变迁中的人物写活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既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又有各自的艺术光彩。“芙蓉仙子”胡玉音，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乡镇劳动妇女，“左”的思想和做法，使她失去了初恋时的爱情，她没有怨言。同以屠宰为生的黎桂桂结婚以后，她没有因为自己姿色出众和桂桂不能生育的缺欠而萌生二心，同桂桂恩恩爱爱，辛勤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四清”把她划为新富农，没收了她的新屋，后来又逼死了她的丈夫，但她仍然保持着生活下去的信念。她从来没有干过有损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事情，即使在所谓“黑鬼”的痛苦处境中，也只是怨自己命苦，始终没有说过有损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话。胡玉音形象的塑造，以她极为普通的身份和非常朴素的觉醒过程，生动地宣告了极左的那一套必然破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北方大兵”谷燕山的形象虽然不无可以挑剔之处，但仍不失为一个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作为普通党员和基层干部中的优秀分子，他始终都是芙蓉镇人民的精神支柱。他的典型意义在于说明了我们党有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的坚强的基础力量。极端个人主义者、权力狂李国香和“运动根子”、二流子王秋赦这两个艺术形象，则从不同的侧面深刻揭露了极左的那一套的社会阶级基础及其意识形态的腐朽性。
第三，这四部作品在写法上都不落俗套而有所革新，表现了作家们在艺术风格上的刻苦追求。《将军吟》写作之际，十年动乱尚未结束，但作者以大无畏的精神，使这部作品在以粗浅线条勾勒为主的基础上，表现了一种特定历史时刻的壮烈美。同稍后出现的某些“伤痕文学”作品比较起来，其思想艺术格调是高的。李国文如果不考虑艺术上的创新，而只将四十年间的革命斗争徐徐道来，那么，不但篇幅更大，而且可能会陷进老套子，出现“老而又老的故事，老而又老的人物”，缺乏吸引读者的艺术力量。现在，他吸取电影艺术的长处，以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火光照亮四十年间革命斗争的重要画面，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激情，相当成功地写出了一部规模恢宏、气势磅礴而又新颖奇特的好作品。古华赋予乡村牧歌以严峻的基调，这本身就是一个独创。他笔下的生活是土的，充满了湘南山区的泥土气息和旖旎风光，而他在谋篇布局、人物刻画、悲喜剧交错叙述等等方面，又适当地采用了一些“洋的写法”。他庄谐并举，寓庄于谐的艺术追求，使《芙蓉镇》这部只有16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具有较大的生活容量。
在充分肯定上述作品重要成就的时候，必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攀上了文学艺术的高峰。我们的作家应当同整个文艺界的同志们一道，“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创作出更多的深刻反映我们的时代、塑造出各种各样既具备时代特点又富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和既能撼人心魄又能怡人神志的长篇新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