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乡里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农村通讯

湖南乡里事
本报记者　范荣康
多年没有下乡，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农村情况不甚了了。年前走访湖南的长沙、浏阳、醴陵三县，拜访了十余户农民，同省、县、区（这三个县都设区）、公社和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座谈，所见所闻，得益非浅。略记一二，以飨读者。
“锅里有煮的，桶里有?的，柜里有装的”
包了以后，农民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改善？
坐在机关里读报纸，看电视，翻阅某些反映农村新事的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农民坐飞机旅游，年轻人骑摩托下地，老太太坐在炕上看电视，当家人靠在沙发上吹着电扇，吃着刚从电冰箱里取出的西瓜……
一个“包”字，果真使中国农民忽然由穷变富？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说：“反正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也有人问：“农民富了，工人怎么办？”
这次调查，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少数专业户、重点户发挥了技术特长，经营有方，收入增加较多。很多人家在起新房。长沙、浏阳一带，到处可见生火的土窑。省里统计，这几年湘北、湘东盖新房的约占农户总数的20％。极少数过去家底比较厚实的农户，生活更好些。有的有缝纫机，个别的有洗衣机、收录机、电视机。至于电冰箱、轻骑，记者访问的这些人家都还没有。
多数农民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粮食多了。用乡里话说，现在是“锅里有煮的，桶里有?的，柜里有装的”。湖南今年收成较好。记者所到的这三县，粮食增产都在二成左右。同农民算粮食账，他们扛回家的粮食，一般比往年分得的多一倍。增产二成，多得一倍，是什么缘故呢？一是过去队里统一留种子粮、饲料粮，现在统统归户里了；二是过去队里留储备粮、机动粮（其中一部分被干部胡乱支用，农民叫“集体开餐”），现在也分到户里了。农民把粮食堆在家里，自己作得了主，过日子就踏实了。
“先　富　帮　后　富”
大包干是不是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没有。
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比较而言），大都是“手上有门艺”的专业户。或养鸡养鸭几百只，或养猪几十头，或养鱼，或养蜂，或种天麻，种薄荷。他们也怕人家说“人无横财不富”，选择的行道都是同国家打交道的。象长途贩运这样的行道，还没有人问津。浏阳去年金桔丰收，运不出去，烂了不少。
穷的也有。醴陵县东富公社社员张有贵，家里两口人，父亲年过七旬，本人四十岁，承包了一亩八分田，打谷子2，700斤，交公粮130斤。张有贵也想搞点副业，但本人“脑子不灵”，家里没有帮手。喂过一头猪，没有喂好，作价卖给别人了，养了几十只鸭子，怕得病，也卖给别人养了。就是这样一户不大景气的人家，比起过去来，粮食收入也增加一倍多，自吃有余，归还了欠队上的粮食200斤和现金50元。
五保户的日子也过得去，一般是每人600斤粮食，一月几块零用钱，挑水烧柴由专人承包。在浏阳县金刚公社，我们访问了一家五保户。老两口，穿着整齐。男的叫何传玉，70岁，得过脑溢血，已不能说话，坐在屋前晒太阳。女的叫滕妹发，64岁，腿脚利索，忙前忙后为客人筛茶。问她家日子过得好不好，她满脸带笑，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两人从队上领1，200斤粮食，60元补助；有三分自留地，一年出两头猪，收入300元；给嫁到外村的女儿看小孩，女儿还给点钱。
这几个县都已把帮助困难户当作一项任务，向致富的专业户、重点户提了出来，叫“先富帮后富”。我们访问的一些专业户，大都已这样做了。有的传授技术，有的帮着出点子、订规划，有的借给资金，有的甚至套用过去“一对红”的说法，搞“一帮一，一对富”。浏阳县著名的养鸭专业户傅乐安，人称“鸭司令”，先后给42户人家传授养鸭经验，使其中33户人家致富。
“不堵不塞，群众选择”
湖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省里的同志说，他们脑子里“左”的框框比较多，开始的时候强调湖南是鱼米之乡，不准包；后来感到有压力，想用把生产队划小的办法维持现行的管理体制；再后来允许定额包工，又允许联产到组，但还是不允许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农民批评这种忸忸怩怩的做法是“脱裙不脱裤”。
1981年，省委的思想才有所转变，提出对各种责任制“不堵不塞，群众选择”。结果，到1982年百分之九十几都选择了大包干。在省里的时候，曾听说浏阳还有个革命生产队，自以为家底厚、条件好，班子强，坚持不搞大包干，等我们到了浏阳再一打听，革命生产队也搞大包干了。
同干部座谈，普遍反映对大包干有一个从疑心、担心到放心的转变。开始是怀疑大包干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总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后来是担心生产管不了，计划不落实，甚至担心“交公粮得派警察去收”。现在都放心了，大包干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反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很多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说：“没有想到包了以后工作比过去好做了。过去是千斤担子一人挑，现在是千斤担子万人挑。”过去出工要打几遍钟，社员才三三两两出门，现在不用打钟，农民就下田了。有人粗粗算了一笔账，现在的工效比过去高出一倍。过去育秧的时候，农民看见老鼠和麻雀吃谷种，也装没有看见，现在有的农民硬是花本钱、下功夫，用塑料薄膜把田坎堵上，用尼龙绳在田面上编成网子。至于交公粮，都比往年交得早。现在的问题反倒是有些粮站库容量小，收不过来。
“就怕一天等于二十年”
农民现在有什么心事没有呢？有，怕变。
在长沙，听到这样一个故事：9月初，一个干部问一个农民，为什么不给柑桔树上粪？农民说：“我等十二大。”干部问：“为什么？”农民说：“我看十二大政策变不变。”那干部说：“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那农民说：“就怕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个故事，很形象地反映了农民怕变的心理。记者所到之处，也听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有的把银钱买卖进出单据全部留着，准备将来“查账”。有的赚了钱，统统存在银行里，准备将来“退赔”。有一个养蜂专业户，把80箱蜂送给18户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将来站台板子（指挨斗）多几个人。”
农民这种怕变的心理，一是从历史上政策多变的事实得来的。同农民谈话，他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没有饭吃讲政策，吃饱饭了批政策”。你跟他讲六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以后不会再往回变了，他将信将疑，还说你“嘴巴两块皮，边说边移”。再一个原因是，签订承包合同时一般以三年为限。三年以后怎么样，农民不能不考虑。
省里的同志说：农民嚷嚷怕变，主要是造舆论，给各级领导递信息，希望政策不变；至于下功夫做田，打主意搞副业，那是一点也不懈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