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　浩气长存——回忆刘林圃烈士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壮志未酬　浩气长存
——回忆刘林圃烈士
张仲良
刘林圃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林圃同志是我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西北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军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林圃同志虽然只在人世间度过二十三个春秋，但他短暂的一生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对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32年春，他和习仲勋等同志，发动和领导国民党西北军一个营举行武装起义，受挫后回到西安，由于叛徒出卖使他身陷囹圄，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坚贞不屈，顽强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1932年农历八月英勇就义于西安市习武园。
刘林圃同志牺牲以后，西北红军和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刘志丹同志为悼念他敬献挽联：
“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这两句话是对林圃同志战斗的一生做出的正确评价和褒赞。我与林圃同志1920年在陕西省耀县石人小学同学（他比我低两个年级），以后又在一段不长的岁月里一起工作，接触颇多，过从甚密，许多往事至今仍萦回在我的脑际，是使我深切地怀念、引为骄傲的同窗和战友。
林圃同志1909年诞生于陕西省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十二岁那年全家省吃俭用，供他进入石人小学读书。以后考入耀县高小，因参加闹学潮中途辍学。于是，他发愤自学，从一些进步书刊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常说：当今社会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我们青年人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生路。于是，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四处奔波，广觅信息。1925年冬，他随一位在国民二军任职的军官到河南胡景翼部任团部司书。此后，我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1931年春，阔别五六年的林圃同志返回了家乡，向我讲述了他从天津坐牢获释和别后的经历。得知他在北伐战争时，考入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转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林圃同志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多次对他进行审讯，他始终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终因查无实据被释放。出狱后，他失去了组织关系，不得已才回家。我们在一起谈心叙旧，多涉及对国内时局的看法。他向我介绍过不少学习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心得体会，使我耳目一新，很受启发和教益。在他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日日夜夜里，竟挤出时间学懂了英、俄两门外语。他那勇于进取的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原来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年仅22岁的青年，在那样紧张繁忙的革命实践和错综复杂的恶劣环境中通过苦心自学，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实在难能可贵。在同年的秋天，由我和杨在泉同志介绍他重新入党。
林圃同志对国家的兴亡、命运和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爱憎分明，思想敏锐，勤于用脑，敢于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大敌当前，蒋介石却采取了不抵抗主义政策，使东北三省数千万骨肉同胞迅即沦入水深火热之中。林圃同志对此极为愤慨，于事变发生后的当月——1931年9月写下一篇《满洲问题与中国》的政论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了发生侵略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如何解救东北，解救中国的途径。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不希望仁慈的上帝来救我们，……我们认为日内瓦是分赃厅，是屠宰场、是俎台、是鱼市。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中国民族自己可以胜利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拿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篇文章是林圃同志在信息不灵的乡村写出的，该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动啊！可惜的是，这篇文章未最后完成，他就又忙于更紧迫的工作，当时未将文章呈交组织。全国解放以后，由他的亲属将遗稿呈交陕西省委，现今仍珍藏在陕西省档案馆。这件珍品是反映林圃同志革命思想的重要遗物。
林圃同志对搞革命武装斗争很重视，对西北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十分关心。记得1931年岁末，在我们召开的一次支部会上，林圃同志说，我们党不掌握武装就无立脚之地。他要求去驻甘肃省正宁县县城的某部队（他的同学在此任营长）搞兵运工作，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林圃同志得悉谢子长（谢浩如）同志率领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来到该县的三甲塬后，便找借口去三甲塬，在西北反帝同盟军住了几天。在这里，他发现这支组建不久的革命部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如番号太灰色等。林圃同志回到耀县后，立即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在《意见书》中建议把红旗打出来，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并建议加强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我看了林圃同志的《意见书》后，觉得这些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要，就将它送交渭北特委转交省委。1932年农历正月三十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
（1933年7月被捕叛党）来到我任教的石人小学，对我说：林圃同志的《意见书》写得很好，省委研究完全同意他的建议，现已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将采取措施，加强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杜衡提出要找林圃同志面谈，他们谈话后，杜说要把林圃同志调到省委做秘书长。林圃同志准备了行装，第二天就到西安陕西省委工作了。当时在王明路线严重干扰、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圃同志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记怀的。
林圃同志英勇顽强、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为同他一起参加过战斗的同志所称道。他到陕西省委工作不久，便受命领导“两当兵变”的重任。甘肃省两当县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一营的防区，营部驻陕西凤县，这个营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较强，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都有共产党员，如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左文辉、刘书林、吕剑人、许天杰等10多位同志都在这里工作。林圃同志1932年4月下旬来到该营第二连驻地双石铺（凤县），同党的地下营委负责人习仲勋等同志共同筹划举行起义的事宜。趁该营调防甘南徽县之机，军行两当，举行兵变。他和在该营工作的共产党员们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较顺利地拉出了三个连、200多人枪的起义部队向北开进，途中进行了整编，准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由于起义部队缺少有利的群众基础，又无红军游击队的配合，加上征途中地形复杂，连遭敌人的阻截，这支部队终在粮弹竭绝，极度疲困的不利形势下，在同陕西乾县、礼泉地区的王结子股匪的遭遇战中被打散。
举行这次“兵变”正是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对形势分析、敌情估量和具体组织准备工作诸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失误，因而失败了。但它在当时对唤起陕甘地区民众的觉醒，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林圃同志在进行“兵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勇敢、机智、顽强、坚决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战友们树立了楷模。据习仲勋、吕剑人等同志说，在起义部队进发途中接敌时，林圃同志总是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就是在极端艰险的情况下，他还是谈笑风生，鼓励战友们英勇杀敌。
“两当兵变”失败后，林圃同志回到了西安。1932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他到北大街教育馆前的阅报栏前，聚精会神地看当天的报纸，突然被曾参加过“两当兵变”的一名副班长（以后逃到敌特务团当班长）发现。他如获至宝地将林圃同志扭送到敌团部，随即转押到敌军法处。林圃同志化名张庆云，伪称籍贯山东（会讲地道的山东方言），但被敌人识破。林圃同志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严刑拷打面前始终坚贞不屈，浩气凛然，还书写诗句激励难友们坚持斗争。林圃同志就义前在刑车上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西北青年联合起来！”“工农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沿途群众为烈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赞叹不已，褒誉林圃同志是“硬汉子！”“铮得很！”
林圃同志的英灵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浩气长存，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