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水浒》想到《译报》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新水浒》想到《译报》
梅　益
去年9月间，我接到谷斯范同志从舟山沈家门寄给我的《新水浒》的改写稿。稍后我又收到他从杭州发出的信，信中说：
“不知你的健康情况怎样，还能抽出时间看一看，写一篇序文吗？当年《译报》同人，最了解情况的只有你了。《译报》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孤岛’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胡仲持、王任叔、林淡秋、恽逸群等同志先后去世，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是希望你在给这个长篇写序文的时候，多谈《译报》，多谈当时的老战友。至于这个作品的成败如何，读者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谷斯范同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理解的。当我读着《新水浒》的时候，我就不禁想起了当年“孤岛”的情况和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想起了王任叔同志和他主编的《大家谈》，想起了当《每日译报》没有经费，在报上呼吁大家捐助的时候，许多三轮车夫、小职员以及爱国青年排着长队踊跃捐款的情况。《新水浒》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和发表的。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只有弄清楚1938年我们在上海的复杂的斗争情况，才能说明谷斯范同志创作《新水浒》和《大家谈》发表这部作品的意义；才能说明它为什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社会的重视。
1937年11月，淞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全线后撤了，小小的上海已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所包围，租界真正变成了“孤岛”。挤聚在那里的几百万居民的思想情况非常混乱。
当时刚刚成立的党的文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冲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开展抗战的宣传工作。要开办有自己的言论和新闻的公开报刊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英、美、法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矛盾，他们的通讯社和在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发表一些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论和消息。我们打算把那些有利于抗战的材料搜集起来，加以翻译出版，这样既可以冲破新闻封锁，又可以不负政治责任。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上海的报摊上终于出现了一份在世界新闻史上首创的、内容完全是译文的四开小报，这就是《译报》。它向读者透露了一些象南京大屠杀一类的重大消息。但是不到一个月，它就被迫停刊。1938年初，我们采取英国人经营的形式，由一个英国商人在租界登记，改名为《每日译报》，继续出版。《每日译报》已不是完全刊登译文的报纸，它有自己的社论、新闻、专稿，还有名为《大家谈》的副刊，由王任叔同志主编。谷斯范同志的《新水浒》就是在《大家谈》上连载的长篇。
在一次文委的例会上，王任叔同志汇报了他们和谷斯范同志商议，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针对当时上海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潮，以上海毗邻的江南地区正在展开的军事、政治斗争为题材，写一个长篇，在《大家谈》上连载。上海读者是有阅读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习惯和兴趣的，虽然过去发表的都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我们都同意他们的建议。用旧形式写新题材，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可以发挥新闻评论所不能起的作用。
《新水浒》形象地批驳了抗战必亡论、国民党正统论和抗战只能靠国民党，游击战是小打小闹，成不了大事等谬论，还戳穿了装出抗日面孔，实际是和日伪勾结、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武装，特别是“忠义救国军”的反动面貌。它还热情地鼓励知识青年到群众中去，成为抗战的宣传者、组织者。小说灌输了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了广大读者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宣传了党中央提出的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路线。当然，《新水浒》在题材的剪取和表现的手法等方面，还有不少缺点，总的说来是比较粗糙的。
差不多和《新水浒》发表的同时，根据上海文委的决定，由林淡秋、戴平万、杨帆和我合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也一样存在上述缺点。这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各方面都不够成熟的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说是难免的。
《新水浒》在发表了四十多年以后，又经作者修改，即将出版。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作品。它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仍然富有教育意义。当年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倾向的知识青年，在抗日的大旗下，从实践中迅速成长，一同走上了抗战、团结、进步的道路。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们的思想的一根红线，也是推着他们前进的动力。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从来都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我们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我们热爱她，我们歌颂她，我们为她不惜牺牲一切。历史条件不同，爱国主义的表现也不一样，打垮日寇、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打垮万恶的“四人帮”以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文艺作品的不朽的主题。我们期望我国有更多的歌颂爱国主义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