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书后
唐振常
蔡建国同志编选《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在编选过程中，每承垂询，得知他的编选计划，并预读全稿，深感纪念集之出实有必要，写此书后，略述所感。
蔡元培在中国是一个有卓越贡献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也应该是历史学家着重去研究的人。可是，十年动乱之前的十七年中，对他近乎冷淡，只出了一本不甚完备的选集，纪念文章自然不经见，研究文章也很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十年动乱不要说了，连孙中山都不提了，哪里还有人敢提起蔡元培？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蔡元培方为人所注意。1980年3月5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了蔡元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1982年10月15日，蔡元培铜像落成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近年来，研究蔡元培的论文也多起来了，教育论文选和一部简单的年谱出版了。由不正常到了正常，人们是忘不了历史的。
事情自然不应也不会到此为止，纪念有时而尽，研究则应无穷。对于蔡元培的研究，似乎只能说方开其端，今后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这本纪念集所收文字，绝大多数为蔡元培逝世时其故旧之作，现在结集尽管很不完备，但终究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则此集之出，非徒为逝者生前亲友故旧怀旧而已，更重要的是可以作为研究蔡元培的参考材料。一个人死了那么多年，还为生者所怀念，是弥足珍贵的。犹忆王芸生先生生前对我说过一桩事：1979年，他受托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征集蔡元培资料的会议，出席会议者皆蔡元培学生与友人，其年龄均已七老八十，而一提蔡先生，座中皆老泪纵横，情不能禁。这种感情之发，我们不能说只是由于私人关系，而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蔡元培是值得纪念的人，历史不能忘怀他。蔡元培生前，多少年来，无论识与不识，提起他都称蔡先生而不名，闻者闻蔡先生而知为谁何，称者知人皆必知其所指。这是一个充满尊敬与热爱的称呼。时至今日，其门生故旧仍沿此称。
蔡元培是民主主义革命家，是兼融中西的思想家，是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是培植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倡导者。如何评价蔡元培，周恩来挽蔡元培联可谓确论。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和同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以排满而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和当时许多狭隘的反满派又不一样，他在1903年写《释“仇满”》，反对种族之见，反对贵种贱种之别之说，提出“要之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此则纯乎种族之见者也”。他的起点就比人高。他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接受和领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是以不断前进。他是一个翰林，这样的人物，辛亥以后都成遗老，而他是一个革命者。同为翰林而参加辛亥革命的还有一个谭延闿，而谭延闿之末路又如何？蔡元培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对帝国主义侵略无比义愤。抗日战争之前，劝汪精卫放弃卖国行为以至泪洒酒席之上（要知道他是一个不大容易动感情的人）。抗战军兴，以病息影香港，力疾写抗日的《满江红》词，为人传诵。这些，都说明蔡元培志在民族革命的爱国行为。说蔡元培不断前进，自然他也有停顿甚至失误，1927年清党案之提出即是，这是不能讳言的。作为研究者，一应对此加以分析判断，二应从蔡元培一生所为作全面观察。辛亥之前，他办教育办报纸，宣传革命，领导同盟会上海分部和光复会，而且身体力行，参加军事训练，制造炸药。辛亥之时，远在国外，闻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立即致书吴稚晖，谓“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借此以自帝。”一眼看透袁世凯。出任教育总长，以反对袁世凯之独裁而辞职。二次革命，急忙从国外回来参加。以后出长北京大学，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护法，而其所作所为，皆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1923年为罗文干案辞职，高唱不合作主义，是其著者。1926年归国，参与北伐事宜。1927年之参与清党是历史事实，蔡元培本人亦不见得同意对此予以回护。1934年他在一张对他此举予以回护的报纸文章上批道“于我多恕词”，此中即带有自责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他此后和国民党政府越来越离心离德，这是主流。1932年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积极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与先进分子而奔走，可谓拍案而起。至此，蔡元培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最大光辉，走向了他当年列名清党案的反面。保障人权是蔡元培的重要思想与主张，一生秉此行事。对学生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为他所提出，他并不赞成因参加爱国行动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当学生被捕，他则认为这是蹂躏人权，总是挺身而出，尽一切努力营救。因罗文干案的辞职亦起于他反对人权之无保障。后来的事实教育了他，他所参加的国民党政权原来是最大的人权蹂躏摧残者，他义无反顾地与之作斗争。他的行动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是民主政治与自由权利。“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符合蔡元培的实际。
评价蔡元培，最重要的，应是研究他在中国教育、科学、思想、文化上的贡献。他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极为卓越，而影响又极其深远。他委身教育事业有其思想基础。“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引自高平叔著《蔡孑民先生传略》第2页）培养人才以为改革政治，是其明确目标。首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提倡新思想，遭堂董之恨而辞职。以后，任教南洋公学时，发生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学生退学事件，“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同上，第4页）办爱国女校这一中国最早之女子学校，是蔡元培倡男女平等说的体现。办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公言革命无所忌”，直将革命与教育合而为一。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均为时甚短，而对于改革教育初见端倪。蔡元培教育工作上最伟大的贡献，当然是在北京大学。十年校长之任，实际在校五年，把一个腐败不堪的旧北大改造成为焕然变色的新北大，新潮流新思想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其影响所及，绝不止于北大，而在于全国；其所改革者亦不止于教育，而在于整个文化。有人说：“北大之所以为大，因为有了一个蔡先生。”这须得加以补充：蔡元培之所以为大，在于他的兼容并包思想。但是，兼容并包并非无所选择，实际上他的兼容并包正是为了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在科学事业上，在文化事业上，蔡元培的贡献都是巨大的。至于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人才，更为人所熟知。
作为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蔡元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早年习举业，后治小学及经史，甲午之后留心西学，涉猎之面渐广。传统的思想文化观逐渐改变，对西学日益吸收。他总是感到不满足，不断进取，思想境界不断开拓。教育总长卸任之后，竟然作为一个学生到德国学习，一去四年，逐门功课认真地学。以后多次出国，他总是认真学习，所涉之面愈广。蔡元培不是国粹派，但也反对盲目照搬西方。对于中西文化，他主张作比较研究，择善而从，蔡元培自己说过：“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蔡元培是学人而兼通人，其主要的功绩表现在他所做的许多事都开风气之先。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之出，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材料，它的出版，除了表现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亦必为读者和研究工作者所欢迎。
1983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