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部分劳动模范为江永絮的遭遇鸣不平 不允许损害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事业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天津市部分劳动模范为江永絮的遭遇鸣不平
不允许损害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事业心
1月31日，本报发表湖南省柴油机汽车修制厂工程师江永絮《我为什么要求出国？》的来信以及湖南省的《调查汇报》，十天之内就收到全国各地来信600余件。广大读者十分关心江永絮的处境，为她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鸣不平。许多来信认为，江永絮的遭遇反映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求开展一次深入的讨论。本报从今天起，陆续选登读者来信和意见。——编者
天津市几位劳动模范读了江永絮同志给本报的来信《我为什么要求出国？》和湖南省调查组的《调查汇报》以后，在天津总工会举行座谈。他们说，多年形成的对知识分子不公正的作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仅仅开头，没有过头
赵培（天津市总工会生产部副部长）：象江永絮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在天津，在其它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人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过头了，江永絮的遭遇说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仅仅是开头，根本没有过头。党的三中全会后，虽然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多年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还远远没有肃清。最近，天津市一位医生、特等劳动模范申请出国看望离散多年的老母亲，有关部门却要他写出保证回国的“保证书”。象这样荒唐的事情在其它单位也有。在评选1982年度天津市劳动模范时，我们深深感到知识分子可敬可爱。在这届劳动模范中，知识分子约占30％。56名特等劳模中知识分子就有25名。他们贡献很大，但很多人收入不如一个五六级工。他们住房紧张，有的不得不趴在床铺上著书立说。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河北工学院化工系教授邹仁鋆写了一本关于石油化工的专著，引起了十几个国家的重视。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特许化学家”的称号。他出国讲学时，为了节省外汇，处处精打细算，却把14，000法郎的讲学酬金交给了国家。由于住房紧张，晚上写书到深夜，他爱人只好带上黑眼罩睡觉。我们工人也要向这样的知识分子学习，应该为他们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
姜宏宽（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工程机械厂工人）：我读书不多，搞技术革新常常和知识分子合作，在他们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和知识分子有共同的语言，我对他们比较了解。象江永絮一样，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为国家多作贡献的愿望。我觉得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根本的是正确地使用他们，为他们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目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得很不够。知识分子需要增加收入，需要改善居住条件，但更需要有用武之地。五十年代和我一起搞革新的一位工程师，家住我厂门口，最近要求调到20里外的一个小厂去了。本来上下班几分钟就行了，现在上下班得两个多小时。他图什么？为了干点事业！为了能做点事，他宁可生活上更艰苦一点。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各级领导要珍惜他们这种事业心，不能象江永絮所在单位那样，去摧残他们的事业心。
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就是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刘清泰（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天津第二汽车运输厂八级修理工）：我搞了30多年的技术革新，同知识分子结合了30多年。我的每一项革新成果都有知识分子的心血和汗水。我今年六十岁了，还在向知识分子学习，学制图、学外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比较有知识的一部分。过去，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推翻“三座大山”；今天，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能建成四个现代化。打击知识分子，就是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排斥知识分子，就是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蔡意先（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无线电元件三厂工人）：没有知识的人才轻视知识。一项技术革新可以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真理在工厂里表现得很具体、很现实。打击知识分子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搞技术革新过程中我经常向知识分子学习，我也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是以8小时计的，晚上还要看书、画图、写论文。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理所应当的。最近我厂分房子，工人平均3平米，工程师平均4平米。工人并没有意见，认为这是必要的、合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让有本事的人充分发挥作用，四化建设就快一点。有些人打击排斥知识分子还说是代表工人的意志，工人是不认账的；他们没有资格代表我们。
关键在于领导
王林春（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轧钢三厂厂长）：江永絮这件事的责任在领导。现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领导人一定会重用知识分子。胸有大志才会求贤若渴。因循守旧的领导人，头脑糊涂的领导人，嫉贤妒能的领导人不可能重用人才。当你真想干点事业的时候，才发现人才可贵。我们厂有3，000多人，只有7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而助理工程师以上仅有30多人。人才奇缺，很多想干的事干不成。产品竞争，实质是人才竞争。我们准备制订一套广开才路的政策，没有这点气魄就办不好工厂。 本报记者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