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大锅饭” 推行责任制——本报编辑部邀请首都部分经济、科教工作者座谈纪要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打破“大锅饭” 推行责任制
——本报编辑部邀请首都部分经济、科教工作者座谈纪要
2月8日，本报编辑部邀请首都部分经济、科教部门的同志就打破“大锅饭”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市经委副主任王大明，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白良玉，清华大学副校长艾知生，北京市委财贸部高殿贵、石北生，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车荣舫，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党支部书记张继斌，北京西四副食商场党支部副书记刘瑞生，北京橡胶十四厂厂长郭大全。现将他们的发言摘登如下：
平均主义是吃“大锅饭”的思想根子
王大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解决
“大锅饭”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为什么缺乏活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吃“大锅饭”，端“铁饭碗”。
目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作只是开了个头，仍有思想阻力。有一些人认为“大锅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现在国家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势必受穷，还不如平均分配好，你有我也有。他们认为，平均分配可以保证政治上的安定。
平均主义对各级干部的影响也很大，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好人主义”。许多干部怕得罪人，工作中不敢批评不好的，不敢表扬好的，不敢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职工干好干坏都一样。这些年，我们的许多干部已经习惯于平均主义的作法，因此思想软了，工作懒了，作风散了。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它更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按照平均主义的路子走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就将成为懒惰的民族了！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有关批判吃“大锅饭”的一系列社论，问题提到点子上了，在广大职工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希望报纸针对平均主义、“好人主义”多发表有说服力的有战斗力的文章。
白良玉：“大锅饭”之所以有人说好，既有思想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多年来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文化革命”给许多人一个“教训”：就是“多栽花，少栽刺”。很多干部都有“老好人”思想。而现行体制，譬如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又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很合“老好人”的脾胃。“好人主义”加“平均主义”，必然使企业干部的指挥失灵。
石北生：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有极深刻的历史根源。战争时期，我们搞“供给制”是正确的。解放后长期把“供给制”搬到经济建设工作中，并且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平均主义的思想反映在许多具体政策中。例如劳动人事制度，对于调皮捣蛋的人，甚至犯罪分子，企业没有权力开除、解雇。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责任制
白良玉：战争时期，我们每打一仗都有明确的责任，谁负责攻克某个目标，清清楚楚。现在搞经济建设，责任反倒不清楚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一些领导干部的责任感不强。在其位可以谋其政；也可以不谋其政。我们搞冶金工业，一项错误决策就可能损失几十亿、成百亿元。这样的教训不少。花了那么多钱，效益那么差，责任由谁来负？不知道！这是吃“大锅饭”的体制造成的。
要打破“大锅饭”，上上下下都要有责任制。
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责任制，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领导干部要明确自己对国家应负的责任。我们被群众称为“国家干部”，但是往往弄不清自己到底对国家负什么责任。干好干坏都在其位，这是绝对不行的！
其次，企业和国家之间也要职责分明。不管企业大小都要有明确的责任界限，要制定先进、合理的承包指标。如果企业只考虑小集体利益，不考虑国家利益，包干基数和各项指标订得低、很落后，那就会不利国家，损害全局利益。
实行经营责任制能够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第二，调动企业革新挖潜的积极性。企业向国家上缴税利后，自己留有一部分资金，因此有革新挖潜的主动权。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关键是靠现有企业的革新挖潜。企业手里有了活钱，就可以不再伸手向国家要投资，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扩大生产能力。
不要怕企业富起来
白良玉：企业有了活钱这是好事。现在有些综合部门看到企业“富”了，就不干了，总想把企业的钱收归国家财政所有。这些同志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实际效果却恰恰相反。企业是最活跃的经济细胞。只有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它才能够发挥活力，增加生产。如果把企业卡得死死的，盈利全部上缴，用钱实报实销，它就会丧失生命力。应该把一部分资金交给企业使用。钱滚钱，利生利。企业发展了，生产增长了，国家财政收入就有了源泉。
王大明：要使企业活起来，就得给企业一定的物质利益，使它有奔头。有些综合部门的同志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总说：“企业的那部分物质利益要是也给了国家，不是更好吗？”企业要自主权，他们想收权。这个问题几乎年年开会年年扯皮。“意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不给企业一定的物质利益，就会挫伤它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吃亏的还是国家。
郭大全：怕企业富起来的思想现在很严重。对集体企业尤其如此。我们厂是一个集体小厂，归市化工系统领导。工厂创造的一点利润，大部分被上级拿走了，弄得企业没有多少活力。工人同志说，现在的集体企业是“四不象”。说它是集体所有制，不象。因为集体企业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方法管理，没有自负盈亏的管理权。说它是全民所有制，也不象。集体企业在工资、劳保、福利等方面，待遇比全民企业低许多。我在集体企业当厂长，感到工作很难做。集体企业的生命力就在于自负盈亏。要尽快改掉目前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做法。
分别好坏，鼓励先进
车荣舫：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能再吃“大锅饭”》的几篇社论，在职工中很有影响。为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我在一个书面报告中曾提出“实行责任制可以治懒人”，上级单位的领导同志看了不以为然，说这种话太刺激了。正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锅饭”养懒汉》的社论，我的讲话有了根据，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话了。科研单位的“大锅饭”也很突出，可以概括为“四不”和“四个一样”。“四不”是，对科研成果，不评价；对科技干部，不考核；对技术推广工作，不奖励；对成本费用，不核算。“ 四个一样”是，出不出成果一样；成果水平高低一样；成果推广与否一样；成果有无效益一样。
针对这些弊病，我们研究所近年来逐步实行了改革，初步建立了科研责任制。第一，确定研究所对上级主管部门承担的责任，明确研究所必须完成的各项指标；第二，确定研究所考核各研究室、课题组以及其他职能科室的工作指标，建立所内科研责任制；第三，建立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明确正、副所长、研究室主任、课题组长等各级负责人直至课题参与人的职责，并制订各科、室的职责范围；第四，建立奖励制度。我们通过“六定”，即定人员、定课题、定经费、定成果、定转让合同、定收入，来确定科研工作的考核指标，使科研管理工作逐步定量化、科学化。我们还建立了“科研成果效益奖”，科研人员按照所完成成果的数量、质量和推广使用情况，记分计奖；按照科研成果的有偿转让和技术服务的收入多少，提成发奖。从发奖结果看，大体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奖金的差距拉开了。最多的一年拿到163元，最少的只有7元。虽然奖金总数不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每个人的工作成绩。
艾知生：高等院校的“大锅饭”体制是与现行的劳动就业制度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紧密相关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进了大学的门，就是国家的人。”考上大学，国家包管分配工作，等于端上了“铁饭碗”。因此，一些学生放松学习。清华大学从1980年起开始严格执行退学制度。学生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必须退学。执行这个制度遇到很大阻力。每退一个人，家长、亲友、同学纷纷来说情。我们并未动摇。结果，两年来退学十多人，虽然仅占学生人数的2‰，但是却使校风大大好转。加上这几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清华大学已基本恢复了历史上勤奋刻苦的好学风。
高等院校的“大锅饭”表现在学生中间，也表现在教职员工中间。例如，在评定教师职称中，要坚持以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的贡献大小为评定标准，阻力往往很大。论资排辈的思想严重。结果，那些在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青年人很难提升；而有些被提升的人成绩平平。这种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只能鼓励大家熬年头，混日子，很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和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此外，在奖金分配中也有平均主义的影响。现在每人每月5—6元的“综合奖”，每人平均一份。科研奖、教学奖的分配也存在平均主义。搞一个科研项目，主持者和普通工作人员所拿到的奖金相差不大，利益均沾。
打破“大锅饭”面貌很快变
刘瑞生：今年元月初，北京前门、西单两条大街的商业服务业网点开始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短时间内，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以我们副食商店为例，过去职工端着“铁饭碗”，对企业经营的好坏漠不关心。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也很差。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以后，职工开始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业，真正当家作主，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增加服务项目，积极组织货源，花色品种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过去不求上进的后进职工，实行承包以后思想上、工作上都有了起色。营业员与顾客吵架的事情越来越少。
张继斌：根据十二大的精神，我们国营零售商业必须改革。如果不实行经营责任制，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那种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的弊病就得不到解决。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可能真正提高。但是，对于改革的重要性，有些同志仍认识不足。有的同志说，我们天桥百货商场实行责任制是赶浪头。还有的同志认为，实行责任制是克扣职工。针对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我们在实行经营责任制的过程中，着重抓了思想教育工作，帮助职工提高认识，使改革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思想基础。“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商场从1982年试行经营责任制以来，面貌有所变化，去年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