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是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一个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1935年日本又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国民党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民；对日本的侵略则妥协投降，坚决不抵抗。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是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一致，抗日救国。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又重申团结抗日的主张。在共产党有力的号召下，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与此同时，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钱俊瑞、金仲华等280余人，也于12月12日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随即上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并在1936年1月28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当时寓居在上海的宋庆龄，对救国运动积极支持。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和妇女界，相继成立了救国会组织。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几乎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的号召和领导下，5月31日和6月1日，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的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要道，在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内争，全国团结一致，全力抗敌。国民党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的一掷。”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它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救国会表示愿意作为各党派团结合作的中介人，并以自己全部力量保证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在华南、华北、西北和南京、济南、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旅居欧美及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国民党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救国会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相号召，要求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组成的统一的抗敌政权，改变国民党错误的对内对外政策，深为国民党所嫉恨。1936年11月1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单独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开始对他们的“爱国罪”进行侦查讯问。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德珩、许寿裳等百余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迅即开释。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红色中华》报和巴黎《救国时报》发表评论，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对沈等表示声援。“七君子”事件在海外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旅居欧美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
国民党镇压救国运动的法西斯暴行，也引起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不满。12月初，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正在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向蒋提出改变国内外政策，也特地央求他释放沈钧儒等七人，被蒋介石拒绝。12月12日，张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日通电全国，其中指出：“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有罪，令人发指。”并在八项主张中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爱国领袖。由此可见“七君子”事件与西安事变的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逐步形成中。救国会所努力争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均以为沈钧儒等人必可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把一切爱国运动视为“危害民国”，对沈钧儒等七人进行迫害。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罗织“十大罪状”，对沈等提起公诉，并扩大此案，通缉陶行知等人。随后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沈等进行审讯。
沈钧儒等七人在狱中，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6月7日，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要求依法判决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他们在苏州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审判长被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审判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判者的胜利而告终。
从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沈等提起公诉，到6月苏州审判期间，沈案成为全国爱国人士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愿与沈等同享自由，并由宋庆龄率领亲赴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羁押。由于沈钧儒等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同时“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七君子”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敌退让、对民压迫的反动本质，使人们擦亮了眼睛，懂得了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真正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救中国。抗战爆发后，救国会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左翼政派。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全国解放，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
（周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