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潮流面前 阿城继电器厂的干部和工人们是这样对待知识和人才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历史的潮流面前
阿城继电器厂的干部和工人们是这样对待知识和人才的……
《黑龙江日报》记者　魏正一　本报记者　罗荣兴
起死回生的一步
1980年，黑龙江省阿城继电器厂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个拥有4，000多名职工的大厂，国家下达的全年任务，只占生产能力的10％；即使是这为数不多的产品，也常常因质量问题被用户退货。银行帐户上只剩下4角6分钱了。发不出工资，不得不向家属工厂求助。“老爷们向老娘们借钱花，真没出息。”工人们议论纷纷，对工厂的前途忧心忡忡。
阿城继电器厂在“讨饭”的时候，手里捧着的却是一只“金饭碗”：这里加工设备齐全，测试手段先进；机械工业部的电站设备自动化设计研究所就设在该厂，那里有国内最大的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电力系统动态模拟试验室。凭这些优越的条件，阿城继电器厂曾在国内同行业中独步一时。然而现在不行了，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发展太快，一些老产品不适应需要，销不出去，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拿不出来，再好的设备也只能睡大觉。阿城继电器厂象一个颓然病倒的巨人，需要诊断和治疗。
“医生”来得多了。几年中，上级委派的党委书记就九进九出，他们凭老经验开出的“药方”都不对症。1980年深秋，来了第十位党委书记王树本。他上任之后，一不开大会，二不作报告，花了一个月时间调查研究，走访贤能，终于“号”准了厂子的“脉”：病就病在“左”的思想未肃清，没能发挥知识和人才的作用。
人才有啊，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何况这么一个大厂，光工程技术人员就有400多人，占当时全厂职工的10％；其中，有名重全国的电器专家，有成果卓著的后起之秀，有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历史问题的包袱，被“白专”、“清高”、“骄傲”的帽子压着，心情不舒畅，有力无处使，再加上厂子僻处阿城县郊，于是科技人员纷纷外流。1970年至1980年，全厂已调走科技人员164人，还有几十人正要求调动，这在当地称作“雁南飞”。
人才“飞”走了，人才被压着，企业还有什么希望！王树本在党委会上慷慨陈词：“我们面临着竞争的形势，市场的竞争，实质是技术的竞争，背后是人才的竞争。谁能起用能人，谁的技术搞上去了，谁的产品就能打出去，工厂就能站住脚！”他提出了调整领导班子的方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批准。著名电器专家龙汉河出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一些有管理才能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替换下那些文化程度低、年岁大、不能胜任工作的同志。调整后的班子，平均年龄48．3岁，6名厂长、副厂长全部有专业技术职称。这个班子果然不负众望。1981年，他们指挥拿下了5种新产品，其中的洗衣机定时开关性能达到日本同类产品水平，占领了国内市场，一举扭转工厂困境，年末上缴利润135万元；1982年，开发新产品21种，全年实现利润280万元。阿城继电器厂绝处逢生，它复苏了，复兴了。
向开拓者致敬
在阿城继电器厂，工人们把党委书记王树本叫作“王大胆”。他的气魄与胆略确实是惊人的。
王树本上任之初，“雁南飞”的现象正有增无已，原副总工程师龙汉河也要走了。王树本登门拜访。龙总很感动，却又叹了口气：“你不了解我呀！”王树本说：“我了解你，你是全国继电器行业知名的专家，建国前参加过学生运动，1949年来东北到了这个厂子，组织上送你到苏联学习，‘文革’中给你扣了几顶帽子，开除过党籍，蹲过监狱，你受委屈了。但你经得起考验，始终相信党。”龙总含着泪说：“我不求别的，只求两个字——信任。希望组织上把我的历史查清楚。”党委很快查清了他的历史，他激动地对王树本说：“老王，我不走了，咱们一起干吧！”“头雁”留下了，“群雁”不飞了。不久，在王树本提议下，龙汉河被增补为党委常委。信任，推心置腹的信任，拢住了人才，赢得了人心。
调整领导班子开始了，王树本到群众中去听意见。他提出一条标准：按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谁有能耐办好厂子就支持谁上台。这样，论资排辈、查三代之类的老框框吃不开了。原来有两位副厂长，是这个厂子的元老，文化程度低，年岁较大，身体不好。“王大胆”建议把他们调整下去，有的同志担心：“这么往下拿，弄不好你得直着腰进来，弯着腰出去！”果然，有人告状了，有人发难了，有人拆台了，但王树本不为所动，上级部门也支持他，很快批准了新的领导班子。王树本选人，讲真才实学，讲领导能力，讲德才兼备。他举荐的新厂长裴志鹏，担任生产科长20多年，对党忠心耿耿，精通企业管理，过去曾三次被提名升副厂长，都因他有“海外关系”被卡下来。新任命的副厂长刘义生，1957年上大学时被错划“右派”，他在20多年的逆境中，不计较个人得失，埋头苦干，掌握了过硬的业务本领。这些同志，谁能说不是又红又专呢？王树本赞成重用这样的人才。在整顿厂级领导班子的基础上，王树本下决心调整全厂的中层干部。156名中层干部被调整了128名，把大批适合做管理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提拔到厂部各科室、各分厂、研究所等关键性的领导岗位。“王大胆”搞调整既考虑干部年龄又不拘泥于年龄，一些40多岁的中层干部没有能力的、没有干劲的照样往下拿。工人们说：“不行的真卡嚓，行的真提罗！”
“王大胆”的胆量来自吃透了党中央的精神，来自看准了本厂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他从来不是消极地等待上级给他们作什么具体规定。譬如分房子，他们早就实行了大学学龄算工龄的分房办法，同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完全一致。再如发展党员，去年全厂21人入党，其中19人是中年知识分子，在当时也免不了有人非难，后来中央关于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精神下达了，完全对头。
王树本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使全厂400多名科技人员都把他们的智慧贡献出来。他的办法多了，其中有一条就叫作“讲贡献”。在阿城继电器厂科技人员定职称不搞“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也不看大学的“牌子”，主要就是凭贡献。1956年中专毕业的杨顺义，先后搞出十几项成果，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有几个“文革”前名牌大学毕业的，因没什么贡献，还是助理工程师，什么时候作出贡献就什么时候晋升。去年，厂里盖了四栋“贡献楼”，谁的贡献大谁就住进去，大家的劲头一下子鼓起来了，这可比做一个动员报告灵得多。现在，40名先进职工（其中知识分子29名）搬进了“贡献楼”新居。王树本的下一步棋是科研实行“包”字。把一些课题包给科研骨干，他们正在同总厂或研究所签订合同，按时完成的就能得到合同规定的奖金。
阿城继电器厂重用人才的美名传开了，北京、河南、四川、陕西都有科技人员来信要求调到这里工作。从“雁南飞”到“雁归来”，在几疑无路可走的地方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有什么诀窍呢？王树本说：“我就是认定一条，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的路走。有障碍敢搬，有风险敢担，一个共产党员，当太平官没味道。”
退下来，也是一种贡献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王树本新来乍到，要在阿城继电器厂推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没有一些在厂里有影响的老同志支持，是寸步难行的。老同志给予的支持是多方面，有些老同志给予的最大支持是三个字：退下来。
原党委副书记刘贞玺，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从29岁起就在这个厂当副书记，现年也不过56岁，但身体不太好，文化程度不高，他自己觉得要领导一个大厂搞现代化，力不从心。于是，他找王树本谈心，在大会上表态，主动请求退下来，让年轻、有知识、有能力的同志上来干。现在，刘贞玺当了顾问，仍然把工厂的大事小事挂在心上。
阿城继电器厂原生产指挥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工人出身的。他们对厂子的情况熟，有实际经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被推上领导岗位，挑了多年重担，工作有成绩，不容易。但到了八十年代，这副现代化的担子，有的同志挑不起来了，产品一竞争，不搞科研厂子混不下去，抓科研就要靠科学知识，引进技术还得懂外文。在现实面前，他们很快想通了：应该让懂行的人来干。原副厂长谭一敏、金帮盛，现在都是工厂的调查研究员，他们逢人就宣传，专家管了生产，形势好。
一些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人到了领导岗位，一时缺乏领导经验。阿城继电器厂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是站在一旁看笑话。当了调查研究员的原副厂长李春和带着一名新上任的副厂长到处跑，把自己多年摸索的管理工艺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原厂纪委书记宋振荣，现在也是调查研究员，他主动帮新任纪委书记出主意，做好工作。
老干部退下来，当顾问，当调查研究员，似乎还有个“荣誉”的岗位，如果是就地免职，只做一般工作，其精神状态又将如何呢？这样的考验摆到了原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长王俊洲面前。这位58岁的老干部一没犯错误，二没到离休年龄，当党委找他谈话要他退下来，留在组织部做一般工作的时候，王俊洲表示：“这是革命的需要，现代化的需要，我完全理解，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应该带这个头。”这是怎样的觉悟、何等的胸怀呵！在阿城继电器厂，经受住了这样考验的何止王俊洲一人。这些可尊敬的老同志，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已经够多的了，在他们的晚年，又跨出了更为难能可贵的一步。历史将记下他们的新贡献！
新时期工人的觉悟
1981年，在阿城继电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王树本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房方案：五栋新盖的楼房，砍块分，拿出一栋分给科技人员。1982年9月，四栋“贡献楼”盖好了，又是一个砍块方案：高级工程师一栋、其它科技人员一栋、文教卫生单位一栋、工人一栋。这两个方案都顺利通过了。在一个工人占90％以上的大厂，工人代表举手赞成优先安排知识分子的住房，是耐人寻味的。
阿城继电器厂象全国所有的工厂一样，也有过手足相残的惨痛一幕：十年内乱，知识分子受歧视，挨了整。“左”的流毒不是一下子能够肃清的，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用科技人员的过程中，工人中也不是没有出现一些糊涂观念，问题是领导敢不敢站出来做工作。王树本的办法是：遇到问题抓中层干部，开会、学习，打通这一层的思想，然后让中层干部回去召集群众讲话，面对面做工作。王树本的信条是：相信今天工人群众的觉悟。
阿城继电器厂的工人群众确实有很高的觉悟。记者在这个厂采访时，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工人们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发言实在精采。
开关板分厂老工人方文富说：“十年动乱时整知识分子我们老工人看着就来气，有了知识反倒有罪，这么整下去，人会越来越愚昧，国家要越来越穷。我们厂子的现实就很说明问题，什么时候整知识分子，什么时候生产就糟糕，生产上不去，工人也跟着倒霉。现在落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知识分子在厂里吃香了，生产也上去了，国家、企业、个人都得了利。这样做我们打心里拥护。”
开关板分厂工人王海成说：“有一种说法，叫‘社会财富是工人干出来的，不是技术人员画出来的’。这话不符合实际。过去搞老产品，十年不变，没有技术人员画图纸好象工人还能干下去。现在一搞新产品，如果没有技术人员设计，靠我们工人抠，怎么抠得出来？还有外国资料，瞪着眼看不明白，怎么干？我说工人和技术人员两头缺了谁都不行。”
继电器分厂工人于传河说：“我们最信服有本事，懂行的人来领导。过去我们车间主任文化低，工人加工零件画线时遇到三角问题，主任也弄不明白，现在大学生当主任，一看就算出来了。领导有知识，才会有新局面。谁行谁不行工人看得很清楚。”
王海成说：“知识分子工作的特点同工人不一样，他们是用脑的，下了班还要画画算算的，所以房子应该住宽点，最好吃饭问题也要帮助他们解决好，要不光在那里捅炉子就什么都干不成了。我们觉得厂里对他们不是照顾过头了，而是不够。他们中可是有能人，我们眼见着起用他们使工厂改变了面貌。”
是的，阿城继电器厂4，000多工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想当初，产品积压，机器停转，工资发不出，全厂400多个无房户，500多待业青年，哪个工人家里没有忧心事啊！自从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起用了能人，靠新产品打开了局面，工厂有了盈余，新建、扩建了大批住房，住房紧张的状况基本解决了；生产大发展，吸收了大批劳动力，现在，全厂没有待业青年了。事实是最好的老师。他已经给阿城继电器厂的全体职工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各工矿企业，在全国各地，这位老师都已经出现在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