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与担心——石任球、彭肇藩来信发表后访湖南大学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信心与担心
——石任球、彭肇藩来信发表后访湖南大学
本报记者 吴兴华
2月24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刚刚预告广播石任球教授、彭肇藩副教授给人民日报的来信，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就沸腾了。许多教师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静候。正在取牛奶的教师停下取奶。有的教师听了第一套节目，又听第二套节目，有的干脆把音录下来，反复听。一时间，教师们兴高彩烈，奔走相告。很多教师说：“这封信写得太好了，说出了近一个时期我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湖南大学的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一连几天，73岁的石任球教授、70岁的彭肇藩副教授应接前来向他们致谢的校内外老师，忙得不可开交。无论在石、彭家里，还是在街上，许多教师一见他们俩的面，就拱手道谢。有位教师在街上碰见石任球教授，深深地鞠一躬，感激地说：“你为湖大办了一件大好事，为教师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我向你致敬！”教师们情绪很高，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有了信心。不少教师对记者说：“中央这么重视知识分子，湖南大学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湖南大学的主管部门——机械工业部教育局以及中共湖南省委也对石、彭的信迅速作出了反应。24日上午，机械工业部教育局长从北京打来电话：学校不能一般对待报纸的批评，要求党委好好地讨论和研究，在报纸的批评面前拿出正确态度来。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也关注这件事，要求学校党委正确对待批评，把学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准备采取的解决办法向省委写出报告。
在湖南大学，记者就信中反映的问题作了调查核实，信中反映的4个方面的问题和事实是属实的，只有1个地方把名称弄错了。信中提到的那位女教师是机械系讲师张素芬，因13岁在江西上饶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学生会组织和领导的海燕歌唱队（信中误作“姊妹团”），近二十年来一直受到怀疑、审查和刁难、冷遇。她的审查结论还是1976年4月作出的，至今留有尾巴。
实际上，湖大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问题远比石、彭两教授信中反映的要多得多和严重得多。例如：一些人对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同志的平反改正抱有抵触情绪，仍把他们当作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看待；有些负责人仍然坚持“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有的负责人患有“红眼病”，生怕别的教师搞出了成果，出了名。机械系讲师易文质与校外两位技术人员合作，研制成新型的柴油机嘴，1981年已鉴定通过，但他在三年前报给学校的科研课题申请表至今没有批下来，三年前省经委下文通知学校从有关费用中拨1万元给易老师搞科研的函至今还锁在学校负责人的抽屉里。学校对教师的生活关心很不够，许多讲师住房至今很窄小、阴暗，而有的科长却搬了三次新房；有的老师身边无子女、无亲属的问题无人关心。电气工程系讲师李全华，今年五十三岁，文革中因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而被判刑八年，至今留有尾巴，现在孤身一人在校，爱人在邵阳市当医生，教研室多次向学校提出将他爱人调到学校，至今没有下文，而学校前党委负责人在近几年用不正当的手段先后把七八个子女和亲属调进了学校。
在湖南大学，记者也听到了一些怪议论。少数人对两教授的信抱抵触情绪，其中主要是文革中“文攻武卫”的一些头面人物，这些人有的至今还在领导岗位。是非不清，思想也就混乱。全校绝大多数教师干部高兴，却有个别人说：“现在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让他们先说吧”，大有秋后算帐的味道。还有人说：“知识分子太不知足了！他们也应该忆苦思甜，想想‘文革’中挨批斗的日子。”有的人甚至跳起来骂街，中伤两位老教授。
在湖大，也有不少人对能否解决问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表示担心。他们说：“左”的影响这么深，这么久，以前校党委对问题总是久拖不决，现在，湖大的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来了，到底能不能解决，还很难说。湖南大学的党委是去年11月底刚选出的。现在，新党委已经表态要认真解决湖大的问题，广大教职工殷切期望校党委拿出切实的措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