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三次选择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三次选择
常州热工仪表厂 徐东晃
我是热工仪表厂的一个工程师，出生于香港，1964年在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常州工作。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过几次较大的选择机会。一次是1961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我在大学读书，暑假期间回香港探亲。由于香港对内地的暂时困难作了不正确的报道，有的甚至污蔑，因此我一到香港，父母亲高兴得无法形容，有的亲友认为我是脱了苦海。父亲每天领我出去会友，母亲则认为我在内地吃不饱，身体差，每天让我吃一只鸡滋补。那时，看到香港表面灯红酒绿，与我童年在港时大不一样，再看看家里的舒适条件，想想内地的困难，确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的亲友劝我：“读大学何必一定要在内地，你是香港出生的，凭出生证申请加入英国籍，今后要深造到英国去不是更好。”有的说：“还是在这里找个工作吧，凭你父亲有那么多的老朋友，还愁找不到好工作。”还有的“好心”人跟我和父亲说：“工作已给说好，每月工资多少，就等你去上班了。”我知道父亲之所以天天带我出去会亲访友，是为我在香港立足打基础。母亲在生活上百般照顾，给予我家庭的温暖，除了惜子之心外，目的也是叫我留下来。因此摆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回来还是留下？当时虽然我的思想觉悟并不很高，但是我毕竟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是热爱的，对做一个中国人是十分自豪的。我想，难道就因为国家的暂时困难而溜走吗？不，决不能这样。尽管香港有繁华的街道、林立的大厦、舒适的家庭，但怎么也掩盖不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关系——金钱决定一切；在那里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精神上却是空虚的。内地苦是苦些，但精神上是充实的，有理想，有奔头。因此我向父母亲和亲友解释了我热爱祖国，愿为建设富强的祖国出力的想法，以求得他们的谅解和理解。假期一到，当我离开香港过罗湖桥，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觉得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打了一个胜仗。
另一次的选择是在中美建交后，对外政策有了一定的开放，我又和分别十余年的母亲、弟妹在广州一家饭店中相聚。当母亲知道我的收入，看看我的外表，连连叹息：“大学毕业十年，一次工资都没加，这是你自找苦吃。我看你还是申请出来吧，趁我在世时，把你的事安排好。”我望着头发花白的老母亲，理解她的一片惜子之心，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培养的技术人员，难道能看到贫穷落后的祖国而不管吗？因此我婉言劝慰了母亲，使她放弃了要我去港的要求。
后来母亲来常州探望我，看到我拥挤的房子，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因我爱人身体不好），又引起了她要我出国之心，但又不好直接对我说，就经常对我说起在外的兄弟妹的情况：“你弟弟一人在外弄几个厂很辛苦，最好有一个可靠的人帮他照应一个厂”啦、“你大妹妹在美国又换了一套带有草坪、游泳池的别墅，生活得很好”啦，等等。我心里很清楚，母亲是想在物质上打动我，但我怎能丢下哺育祖先的祖国，丢下教育我长大的党而出走？若当后代问起我们：“在祖国贫穷的时候，你为祖国做了些什么？”岂不感到惭愧和羞耻？只有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把祖国建设强大了，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为自己选择了现在的生活道路而感到光荣。
三中全会以来，厂、局、市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了解政策的落实情况。更令人感动的是，市委组织部、市侨办在百忙中几次派人上门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帮助我解决了各方面的困难。我常常想，象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竟会牵动这么多人的心，这不是党对我的关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吗？各级组织不仅在生活上，更主要的是在政治上给予我热忱的关心和帮助，要我在政治上求进步，靠拢党组织。在使用上也并不因我来自海外而歧视，让我担当了设计科的负责人。面对这些事实，我怎能不感谢党，怎能不坚信自己的道路走对了。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在海外的亲人。
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了我心中的火花，十二大则把我心中的火烧得更旺，有的同事对我说：今年你的喜事不少，一是党的政策逐步在你身上落实；二是得了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三是女儿考上了大学。的确，所有这些是值得我高兴的，但是如果离开了党组织还有这些吗？我应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