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好党员，好干部，革命的贤妻良母”——记邓颖超同志四十年前对妇女干部的一次谈话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作好党员，好干部，革命的贤妻良母”
——记邓颖超同志四十年前对妇女干部的一次谈话
张颖
大约是1940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邓大姐对妇女干部讲过一次关于革命妇女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话，那时我太年轻了，没有很好理解。然而在40多年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当我遇到什么难题，这些话就跃上来，就给我力量。后来我虽几次对比我年轻的女同志谈过，她们也都觉得受到启发。于是我决心把这些话写下来，让更多的姐妹们从中受到教育。
邓大姐说：“在人类历史中，马克思最鲜明提出男女平等。历史也证明，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妇女参加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践马克思提出的这一真理，才能作到真正的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都能干。因此妇女干部最重要的是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作真正的革命者，好共产党员；同时，妇女在许多方面又和男同志不一样，她还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是男同志所不能代替的，那就是在建立家庭，培养革命后代方面。妇女干部首先应该是好党员好干部，同时又应该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好党员、好干部，革命的贤妻良母”，当时听着这些话的女同志，尤其是女青年，包括我在内，都表示惊讶，甚而嘁嘁喳喳，心里在想，“好党员好干部”这没问题，至于贤妻良母……。邓大姐非常敏锐地察看我们，笑着说：你们认为贤妻良母不入耳吧，那就改一改。“‘革命的好妻子、好母亲’，女同志嘛，总是要当妻子当母亲的，以共产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可不容易做到，很不简单啦！”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新华日报”工作的女同志不算少，有四、五十人，有经过严酷斗争——长征或白色恐怖锻炼的老一辈大姐。大多数是青年，来自五湖四海，为了革命投奔延安，又被分派到重庆工作。虽然投身革命的思想有所不同，不少是为了妇女解放、民族存亡而来的，却是满怀豪情，为革命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但对妇女本身的许多特殊性都不甚理解（作妇女工作的除外），想的是干革命男女都一样，而且女同志绝不落后，作个好党员好干部是理所应当。至于好妻子好母亲，离得远着点，我们想的是：困难当头，何以为家？
战争的年代，处于困难环境的年代，同今天处于安定的、比较优裕环境中的青年人，是有很大区别的。但邓大姐四十年前提出的对女青年干部的要求，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现在的女青年对革命的目标、革命的要求是否明确？对如何处理家庭生活问题是否持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邓大姐还谈到女同志在人生的道路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要慎重处理，要解决得好，才能使自己的革命意志、革命青春长在。邓大姐阐述了中国妇女在数千年封建统治下挣扎，长期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歧视，过着非人生活的痛苦经历。千百年来，封建思想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妇女本身也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这就必然使得妇女在革命的征途中遇到比男子多得多的困难。因此，女同志坚持走革命道路，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就要付出十倍或数十倍的努力和代价，要更坚强更韧性的战斗。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无数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运动中，妇女地位已有很大改善，但困难仍然很多，女同志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她又说：“加入了革命队伍，加入了共产党，并不等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是妇女切身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当，是会影响革命前途的。比如青年人必然会遇到的恋爱问题，这就很重要。持什么态度呢？在解放区，在延安，女青年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十八比一呀！”邓大姐这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确实是十多个同志中只有一个是女的。因此女同志在选择对象时有利很多，但那时女同志也很少想到这种“优势”。
邓大姐说，“重要的是选择一个革命伴侣，终生伴侣。有些年轻人把过多精力浪费在恋爱上，挑来挑去，甚至把革命工作放在一边了。我并不主张一见钟情，没有相互了解怎么行呢？要相互了解，有共同理想和志趣才经得起考验。既然是革命伴侣，重要的是能在革命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共同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既然是终生伴侣，那就要相互体谅，谈恋爱时卿卿我我只是暂时的，要几十年共同生活在一起，能始终如一就不那么容易了。”
邓大姐又说：“建立革命的家庭，是恋爱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里人们都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们说，结婚是恋爱的发展。”那时，在重庆工作的青年同志，也有一些已经结婚，建立了家庭，但生活很简单，只是两个人有一间小小住房而已。双双都仍在“大家庭”中和大伙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邓大姐和恩来同志被公认是模范夫妻。他们工作极端繁忙，又能互相帮助体贴，邓大姐不仅自己工作很出色，而且对恩来同志的工作也配合得很好，生活上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那时候较年轻的夫妇都自愧不如。比如许涤新和阿方，荣高棠和小管，宋平和舜瑶等等。邓大姐的模范行动常常鼓励他们，所以那时候“大家庭”中的小家庭，也都是和睦的。
邓大姐说：婚姻与家庭，同时即意味着培育后代，这也是生活的必然规律。应该把孩子看成是革命的后代，接班人，有的同志当了母亲，就要面对现实，现在我们条件艰苦，不可能溺爱孩子，以后条件好了也绝不能溺爱。要让孩子在风雨中长大，否则不能成为革命接班人。必须让孩子身体和思想都得到健康的发展。当然，养育子女父母双方都有责任，男同志也应管家务。她对每个当母亲的女同志十分关心，对孩子们喜爱。在政治形势稍好的时候，在邓大姐的关怀下，办起了互助托儿所、幼儿园。环境艰险时，为了保证安全，又曾把母亲和孩子送回延安……
如今，邓大姐虽然年事已高，而对党对革命事业怀着更坚强的信念和无限赤诚。她对革命后辈，特别对妇女仍然关怀爱护。她是中国革命妇女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