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
钟叔河
潘汉年同志夫妇是1975年夏天被送到“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的。其时，我已在这个队度过五年刑期了。
劳改犯人被禁止打听任何非劳改队干部宣布的讯息。我们只知道又来了两个“特殊犯人”，被安顿在场部废弃了的澡堂子里。老太婆白发垂耳，形容略现凄清而颇矜持。老头躯体微伛，面目清癯，却显出一种安详的神态。和老头同时运来的有许多书籍、几支钓竿和一台电视机（到茶场后很快就拿去“维修”了），显示犯人原来的待遇比到这里来要好，这就足够引起大家暗中的兴趣和猜测了。
据说政府发给这两个“特殊犯人”的生活费用并不少，而老两口自理生活的能力却非常差。日子渐久，有时干部和工人不免在犯人面前谈起关于这两个老怪物的新闻：
“老家伙拿了个鸡，左割右割。鸡没有割死，鸡血倒抹了一脸。那么大的反革命，却杀不死一只鸡。”
“老太婆把一条鱼囫囵放在锅里煮。鱼肉、鱼肠、鱼粪、鱼胆煮成一锅汤，全都倒掉了。”
不久便听说，为了照顾他们年老体弱，生活不能自理，给派了一位干部家属去帮他们“管生活”，当然也兼管按月发下的生活费。随后又听说，某某干部家属“发洋财”，被没有沾边的干部检举揭发，“管生活”的差事又轮给另一位干部家属了……
一直到郭老高歌的“大快人心事”发生以后，我才知道这两个“特殊犯人”是谁。有位“队长”在向我进行“形势、政策、前途教育”时，引经据典，不厌其详：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这样的人不杀，你钟叔河更不会杀。不杀你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潘汉年嘛，陈毅的二把手嘛，就是住在场部澡堂子里的那个老头嘛！……”
从这以后，我一有可能，就特别注意观察潘汉年同志。1976年的冬天，他的精神显得比1975年好。有好几次，我遇见他到六队（我所属的工业队）来拾柴火，穿一套灰布中山装，提一个不大的竹篮子，面目还是那样清癯，神态也还是那样安详……
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得到了和他接近的机会。那天我正在木工间检查一个模型的尺寸，他又来拾柴火，走过我身旁时不小心把一篮子碎木头倒在地上了。我连忙上去帮他收拾，趁此轻轻地问他道：“您是潘汉年同志吗？”
他把脸转向了我，没有回答。
“我原来在报社工作，是右派，攻击文化大革命，判了十年。”我只想问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茶场的，说出嘴的却是这样几句话。
仍然没有回答，而且也不再回头，只是默默地收拾柴火。收拾好以后，才对我微微一笑：
“谢谢你，同志。”在车间的喧闹中，他的声音轻轻地、清晰地送进了我的耳朵。提篮起步时，他又轻轻地说了一句：“相信人民。”
是的，同志！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革命，相信革命决不会吞食自己的儿女……
冬天刚刚过去，潘汉年同志便在1977年春天病倒了。他再不能提着竹篮来拾柴火，我也不能再看见他了。大约在春夏之交，有一天，场部的北京吉普忽然开到六队，让冷作间加上一套弹簧垫。做冷作的犯人偷偷告诉我：“场部关的老头快死了，省里叫送到长沙去抢救。”
抢救？是为了留下活口？还是准备纠正把革命的儿女当作反革命的错误？我无法答复这个自己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望厚垫快点装好，把病人快些送走；一面又埋怨：“既要抢救，难道就不能从长沙开来救护车？”
几天以后，终于传来噩耗。据说，当送到医院时，人早已昏迷。医院和火葬场，都不知道送来的是潘汉年。他被取了一个叫“胡×保”的“化名”（告诉我的人没有记住中间那个字）。
董慧同志的健康本来比潘更坏。潘死后，董的病情迅速恶化了。但是却不见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只是让她在茶场医院住院。这个主要为犯人治病的医院，设备条件充其量只等于一个公社卫生院。董慧同志就在这个医院出出进进。她的贴身伴侣是一只丝绒玩具狗，听说是她的兄弟从海外来探监时带给她的。每次住院，小狗都陪伴着她，一直到她1979年3月撒手西归的时候。
据说，董慧同志死后，遗体戴着的手表也被掉换了，结果又因为被没有沾边的人检举揭发而追回。只有那只丝绒小狗，却安然无恙，如今恐怕还在由茶场保管着。
在董去世的那个月里，我也离开了茶场，回到长沙来领取改正通知。一转眼就快四年，死者骨灰早已归尘土，但他们的名字总算又可以流传在口上毫端。回念前尘，百感交集。虽然我与潘汉年同志只有一两句话的缘分，与董慧同志则连一句话也未曾说过，但他们那备受摧残而保持着信心，寂寞至死而能不失常态的大智大勇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间。我想，它将比一切豪华的画册留存得更久，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