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他所谓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这一运动从改造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所以命名为“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并不是偶然的。1934年初，蒋介石面临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红色政权遍布南方各省，并日益向前发展；二是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以来，日本侵略者向关内步步进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抗日反蒋的浪潮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单靠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已经难于维持统治，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求助于另一种力量，即精神的力量。于是，一个以中国封建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精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提倡下开展起来。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在短短的四个月内，蒋介石连续六次发表长篇演说，并颁布了《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等文件。这些演说和文件，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的说明，形成为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针。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就是通过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的复兴。蒋介石援引中国古代管仲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提出复兴民族的“最重要的根本前提”，就是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四维。他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所谓“礼义廉耻”，蒋介石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这里，蒋介石特别强调“礼”为四维之首，并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严守纪律，这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以防止“犯上作乱”，维持封建秩序，是一脉相承的。第二，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这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蒋介石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并在《新生活须知》中作了具体规定。如：“拔上鞋跟，扣齐钮颗”，“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约会守时，做事踏实”；等等。第三，以“军事化”为最终要求。这是新生活运动的最后指归。所谓“军事化”，就是通过新生活运动，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行动以至于思想，都能够根据“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做到“整齐划一”的程度。这种“整齐划一”，按照陈诚在《新生活运动要军事化的真谛》一文中所解释的，就是“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的统一，绝对的团结，绝对的服从命令”。显然，这正是当时盛行于德意两国并为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所需要的法西斯主义。综上所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既以中国的儒家教义（四维八德）为基准，又吸取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的某些形式（文明礼貌）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是三者相混合的产物。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明礼貌的某些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各个不同的阶级都可以适用。但蒋介石则利用它来欺骗人民。）
新生活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创始时期。从1934年2月南昌倡始至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这一时期，以江西省为试验，主要是创立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制定各种章则，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马，大造舆论。（二）发展时期。从1934年7月总会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是“新运”工作推行到全国各地的时期。总会最初设在南昌，后迁往南京。由蒋介石任会长，宋美龄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为总会指导员，钱大钧、邓文仪为正副主任干事。全国共有20个省和四个直辖市成立“新运会”，省之下又成立1，355个县“新运会”，形成了遍及全国推动新生活运动的网点。这一时期，新生活运动虽然喧嚣热闹一阵，可是实际效果却很差。正如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中所讲的：“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为此，他悲叹道：“虽经两年之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很可惭愧的！”（三）衰落时期。从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这是新生活运动由衰落走向消亡的时期。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败退西南，丢失大片国土，多数省市的“新运”工作陷于停顿，少数有“新运”组织的地区，也都转移方针，侧重于战时服务工作的开展。日本投降后，总会由重庆迁回南京。这时国民党政权已腐败透顶，又发动全面内战，完全丧失人心，所以新生活运动只是虚应文章，点缀门面，气息奄奄地在那里苟延残喘而已。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宣告了新生活运动的彻底失败。
新生活运动究其本质来讲，是反动的，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新生活运动发源于南昌，其矛头首先对着中央苏区，以配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固然以儒家教义为思想基础，可是更为直接的思想来源，却是从镇压农民运动很有经验的一代名儒王阳明和曾国藩的著作中吸取的。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说，“礼”是“息天下之争”的当务之“急”。据此，蒋介石采取“攻心为上”的方针，企图通过一次恢复“礼义廉耻”的道德运动，来扑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阻挡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蒋介石既依附帝国主义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又高唱什么通过新生活运动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这样的骗局必然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蒋介石标榜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心理建设”、“社会建设”，说穿了，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思想统治。 （任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