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一托重如山——回忆陈毅同志和邹鲁山同志的交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将军一托重如山——回忆陈毅同志和邹鲁山同志的交往
邹人煜
“知遇之恩”这句成语，说明人们把知遇竟当成了一种恩德。我的父亲邹鲁山就时时记着陈毅同志对他的知遇之恩。而陈毅同志也对他有过赤诚的托付……
说起来这件事已四十一年了。1942年秋冬之际，秋风萧瑟，寒气逼人。一天，一艘帆船靠近河岸，舱里走出我的父亲邹鲁山，跟着出来的人怀抱一个婴儿，用大红锦缎包着。婴儿只有三四个月。这事在我们这偏僻的苏北水乡，简直成了头号新闻，圩子上老老小小都跑来看热闹，惊异地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父亲笑答道，“这是我从老同事家中抱来做儿子的。”那时我13岁，姊妹三人，没有兄弟，见到有了小弟弟，真是乐不可支。我们却不知道，这婴儿竟是陈毅将军和张茜同志的爱子！
陈毅同志为什么这样信任我父亲呢？这里有一段缘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陈毅同志对知识分子的关注。
我父亲邹鲁山毕业于东南大学，后来在上海执教。“七七”事变后他回到故乡，目睹侵华日军种种暴行，满腔悲愤，经常高唱“满江红”，书写“还我河山”。他捐资组织地方武装还击过日军小股武装，每有胜利，就欣然忘食。但是，他对我们党和新四军却缺乏了解，当新四军解放我们家乡（苏北阜宁东乡）的时候，他还和家人一起躲避了一阵，后来看到新四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这才逐渐消除了疑虑。不久，他结识了陈毅将军。陈毅将军那恢宏的气度，磊落的胸怀，文情并茂的谈吐，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都使我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夜里，他们畅谈通宵，陈将军开诚布公，对国事谈了许多见解，大大增进了我父亲对党的了解。
“高言大句快无加”，用龚自珍这句诗来形容他们这番谈话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番谈话如春风化雨，对我父亲人生道路的抉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回到家来，记得他眉飞色舞，逢人便说共产党有人才，陈毅的胸襟和抱负同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军官真有天地之别。以后，他又和陈毅同志接触多次。在戎马倥偬之余，陈毅同志还和我父亲下围棋，红烛高烧，黑白对弈，茅屋之中，常常飞出他俩爽朗的笑声。
1942年底，陈毅同志将挥师进军淮南。那时张茜同志刚生爱子，陈将军找了我父亲，说想把孩子暂时托付给我父亲抚养。我父亲一听，当即慨然承受，表示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三言两语之间，这件事就说妥了。张茜同志当即叫人整理婴儿衣物，把孩子交给了我的父亲。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任啊！陈毅同志当时已四十出头，这孩子是他的第一个儿子，他把孩子交给我父亲，既是对我父亲的信任，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坦荡的胸怀。
从此，我的父亲变了，豪爽变得深沉了，粗心变得谨慎了。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的起居，对陈毅同志的信任真是不愿有一丝一毫的辜负。有一度孩子得了脾块病（即黑热病），可把父母急坏了。不久，又传来了日军要大“扫荡”的消息，我的父母神色紧张，忧形于色。俩人经过商量，第二天夜间母亲便带着孩子“埋伏”起来了。我们姐妹对母亲突然“失踪”莫名其妙。这时，叔父婶母们才感到这个孩子来历不寻常，但直到走时，他们始终不知是谁的孩子。“扫荡”过后，母亲笑容满面地带着小弟弟回来了，全家充满了一片欢乐，父亲晚间边带孩子，边唱京戏。
端阳节快到了，小弟弟也能扶墙摸壁地走几步了，我们姐妹忙着做香袋，绣虎头鞋，给小弟过“娃娃节”。哪知就在端午节头天下午，家中来了一个人，他和父母低声细语了一阵，便在我家住下了。第二天，我们起来准备装扮小弟弟，可是一睁眼，发觉屋里出奇地静，一看不见了小弟弟，不问就知道是被那位同志带走了。我们痛哭号啕，父亲无奈，才源源本本把孩子的来历告诉了我们。
陈将军来接孩子时，曾给父亲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做一个革命者。这是我父亲变化的又一“催化剂”。有人说陈毅是“吕纯阳”，邹鲁山被他几句话点化就“出家”了。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时，解放区有的地方出现了“左”的倾向，对知识分子有些过火的行动，不少知识分子人家都跑进了国民党据点——阜宁县城。有的人也劝我父母走掉，免得挨斗。可我父亲说，我对共产党知之甚深，这不是他们的政策，而是地方上贯彻得走样了，我们不能因此就改变原来的看法。国民党的炮火一天天逼近了，我军已经北撤，这时我父亲毅然弃家跟随部队北上。临走时，他对我说，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你们唯一的出路也是跟共产党走。你们要紧跟组织，不要你也要跟。说完，他便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了。就在北撤途中，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南下后，我父亲到了上海，在市民政局工作，成了陈毅市长的部下。这时，他的高血压病已很严重，不得不住院，陈市长在百忙之余还抽空去看望他几次。1951年，我父亲在苏北垦区病逝了。去世前，他给我写了一封遗嘱式的信，信中说，“我从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他还叫我在他身后不要麻烦陈毅同志，千万不要把微不足道的贡献当资本。
“万古千秋业，天下为公器。”陈毅同志这两句诗，表达了他海一般的胸怀和抱负。这也许就是他能和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原因吧！
如今，看到党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关注之情，不由我想起了四十年前先辈的这段往事。美德不应湮没，于是我拿起了笔。（附图片）
屹立在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畔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　潘大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