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我的挚友杨勇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痛悼我的挚友杨勇同志
宋任穷
当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杨勇同志遗体告别的时候，林彬同志对我说：“你又失去了一位知心朋友。”是的，病魔无情地夺走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驰骋沙场、战功卓著的良将，也夺走了我的一位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挚友。
我认识杨勇同志是在1934年，当时我在中央直属干部团任政委，他是红三军团中一名优秀的团政委，我们一起跋涉千山万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我初次和杨勇同志共事，是在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5月，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我和杨勇同志一起在军区工作。我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在抗击日寇的战火中同生死、共患难，度过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1949年，我们又一起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挺进大西南。杨勇同志率二野五兵团西取贵州，陈赓同志和我率二野四兵团南下云南。全国解放后，我们先后奉调北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结下的革命情谊，经常互相看望，促膝谈心。
杨勇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人，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的思想品德。他坚定、坦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团结同志的领导艺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杨勇同志胸怀开阔，性格爽朗，对党的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是一位坚强的乐观主义者。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也不论是在顺利的环境里还是在艰难的逆境中，他总是乐呵呵的。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时时鼓舞着周围的同志，给人以无形的力量。直到癌症晚期，身体极其衰弱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这种革命的气质。去年11月，我到医院探望他。在谈话中，他同往常一样乐呵呵地对我说：“医生讲，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还有一个月。”说话的神情完全不象一个垂危的病人。他谈完病情之后，就同我谈起工作问题，讲了他对工作的一些意见，他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特别是军队建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勇同志表现得如此坦然自若，把个人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真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一个坚定的、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一走出病房，泪水便夺眶而出。
杨勇同志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领导人，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迁就，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他又很尊重同志，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待人宽厚，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哪怕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反对过他的同志，他都能合作共事。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杨勇同志的工作时有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他都能够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勇同志和其他同志有过不团结的现象。既能坚持党的原则，又能广泛团结同志，这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和领导才能。杨勇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杨勇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赢得了广大军民的爱戴和崇敬。正当党需要杨勇同志担任更加重要的领导职务时，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他那坦荡乐观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