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丰姿多彩的典型人物——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漫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塑造丰姿多彩的典型人物
——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漫评
邓仪中　仲呈祥
1982年，持续发展的短篇小说创作势头，恰似汹涌过峡的大江，表面显得有些平缓。但是，漫步于这一年的短篇小说之林，细细观览，便不难发现，这平缓中却有发展——那种出类拔萃的大树虽然不多，但普遍的长势却摇曳多姿；象乔光朴、陈奂生、李秋兰、刘毛妹那样的脍炙人口的典型形象似未出现，但创造的新的人物形象却丰富多样。创作趋于多方向掘进，许多作家更执着地进行艺术探索，展示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茅盾同志说过：“创作的本位是人”。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主要取决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程度。最近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以其思想、艺术的新成果，再次证明是否坚持努力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是短篇小说创作成败的关键；同时，也为短篇小说如何成功地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提供了一些经验。
这批获奖作品启示我们：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重要一条，是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与人物命运的内在联系，透过人物独特的命运来展示强烈的时代精神。蒋子龙的《拜年》，就十分注重在时代潮流和社会生活的风口浪尖上表现冷占国和胡万通迥异的个人命运。冷占国胸怀宏图、立志改革，但是，他勇于逆历史堕力而行，竟弄得一筹莫展、壮志难酬；胡万通平庸无能、世故圆通，却仰仗历史的堕力，得以左右逢源、平步青云。这两个人物都是新旧交替的时代的产儿，他们的命运都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读者从这两个人物反常的际遇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变革的时代要同阻碍变革的历史堕力的尖锐冲突。小说透过这两个人物独特命运的展示，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制度再不改革，社会因袭的陋习再不扫除，冷占国们就只能报国无门、饮憾终生，而胡万通们倒可以如鱼得水、稳步升迁。这是多么振聋发聩啊！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中着力刻画的刘三老汉，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作家从历史的纵向和生活的横向，揭示了这个人物丰富性格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内涵。这个默默地顽强生活着的老农“象一棵坚韧的草茎，在风雨袭来的时候弯下腰去，过后又依然伸直起来”。当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春风吹来、农村生活一旦有了新的转机的时候，他的心里默默地但又是旺盛地燃起了希望之火。直到他离开人间，脸上那皱褶深深的弯弯的眼角还呈现出“静静的笑意”。刘三老汉勤恳、质朴、深沉、重实的品格为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所铸就，他的悲欢折射出时代的深刻变化。人们之所以觉得这篇小说耐读，正在于刘三老汉——这个古老而新生的民族的灵魂所蕴含的时代容量和历史深度。石言的《漆黑的羽毛》，也准确地展示了中年知识分子“鸽子”的独特命运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鸽子”的奇特性格当然是变幻的时代风云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她“独处幽篁”而又不减其志；生活态度严肃但又不时流露出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保持着可贵的事业心和纯洁的贞操，却又不能不灵活地应付世俗的侵扰。直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好不容易落实到这个小小县城的角落，她才得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和处境。“鸽子”的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对知识分子最大的抚慰莫过于让他们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样他们才能靠漆黑的羽毛展翅翱翔；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除形形色色的封建藩属思想，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此外，首次获奖的青年作者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里的新媳妇董舜敏形象，也渗透着农村变革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这些优秀之作在准确揭示人物独特命运与时代环境的内在联系上的成功艺术实践，对于那种背向广阔的时代而面向渺小的自我的创作倾向，对于那种提倡远离现实社会而抽象地写人生的理论主张，无疑都是一种有力的劝导。
这批获奖小说还启示我们：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还必须努力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明确性，复杂性与完整性统一起来，写好活生生的“这一个”。较长时期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往往把多面体写成单一体，把多层次写成单层次，把丰富性写成单一性，一句话，把生活中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这次获奖的优秀短篇，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作家们注重调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从生活出发，在准确把握人物性格基调（明确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大胆地多侧面地刻画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喻杉在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中塑造了五个当代大学生形象。她们性格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但各自都有丰富的个性。其中，匡匡很有事业心和上进心，但她的特殊经历却使她常常带着“伤痕”的目光看待人生，以致偏激地误以为作风深入的校长也必是闹特权的人物。辛甘确实是父母的“心肝”，她身上既有父母娇生惯养带来的消极影响，又不乏时代和社会赋予的积极因素；她有时仗恃母亲的地位而十分任性，有时却又讨厌母亲凭借特权盛气凌人。她骄纵而不失其天真，有点顽劣而更多的是幼稚。她对匡匡不无倨傲，可一旦知道匡匡工读的事迹，却又毫不犹豫地为匡匡的助学金升等而仗义执言。匡匡和辛甘，都是特定的“这一个”，都具有丰富的性格。小说正是通过小小宿舍里争床位、评助学金、修宿舍、生日晚会等生活波澜和大学生之间微妙关系的可喜变化，多侧面地展示了女大学生们丰富的性格，真实地反映了她们成长的心灵历程。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描写的是在当前农村生活的急剧变革中，一时跟不上趟的一位基层干部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和复杂变化。党支部书记巩大明因留恋过去而无限惆怅，但又为过去未能带领群众致富而深深自责，为一时找不到没有“当好家”的原因而思绪茫茫。神游于巩大明的感情世界，人们不难从这个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中体察到：当前农村的大变革引起了人们感情世界多么强烈的震动，而这场变革又是多么的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还有一些作品不仅从社会的角度，而且从心理的角度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航鹰在《明姑娘》中刻画一位盲姑娘丰富的心理活动。这个盲女从未见过光和色，就想当然地用音乐来形容人们讲到的光和色。既然人们都喜欢绿，绿色当然就是辉煌明快、声部丰厚的交响乐；既然空气于人类那么有益，想来一定也会是绿色。她爱绿色并织出“绿荫”奉献给人民。她身残志不残，不仅自食其力，勇作新生活的开拓者，而且热情鼓励朋友建立对生活的信念，甚至为着别人生活得更美好而毅然牺牲自己的一切。小说借助明姑娘独特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心灵的明亮与美好，使读者看到了美。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用特有的传奇般的笔调，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个猎人的孩子几次猎鹿的经过，把人物纵的命运起伏和横的心理活动水乳般交融起来，生动描绘了这个孩子感情升华的思想历程。1982年的优秀短篇小说，都坚持了从生活出发，力求把丰富性与明确性、复杂性与完整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反对了违背生活真实的“净化”，又反对了人为的或自然主义的“杂化”；既表现了丰富而复杂的“这一个”，又没有把复杂化变成性格的分裂。这说明，我们的短篇创作在塑造活生生而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提高。
从这批获奖作品中，我们又一次领悟到：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还必须直面人生、正视矛盾，坚持在矛盾冲突中多层次地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把人物置于矛盾漩涡中描写，是尊重社会辩证法的必然要求。前段时间有些作品曾出现过一种回避矛盾的苗头，尤其是不敢触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人物形象显得苍白无力。近年来，不少作家坚持在矛盾中尤其是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里正确与谬误的交锋中，以及在灵魂的搏斗和情感的纠葛中多层次地刻画人物。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把上海支边女青年、北大荒“鬼沼”的垦荒者李晓燕及其战友们置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复杂的社会冲突中加以描写。其一，在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前，李晓燕“位卑未敢忘忧国”，胸怀开发祖国边疆的壮志率众深入艰险的“鬼沼”，并发誓“三年不探亲”。虽然，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她和战友们由于得不到必要的关怀和支持，冒险孤军奋战，结果四人中就有三人死于“鬼沼”。但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李晓燕是强者。她那纵使在动乱岁月中仍未泯灭的信念和矢志不渝地献身祖国“神奇的土地”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着读者。其二，作者还把李晓燕及其战友共四人都置于爱情纠葛的矛盾漩涡中，从另一层次上展示出人物心灵深处的美的闪光。“我”和“摩尔人”王志刚都暗自爱上了李晓燕。看来，弄不好“三角恋爱”纠葛就要产生。但，小说却敢于脱俗——作者没有在“三角”纠葛上做文章，而是着力表现李晓燕及其战友在处理爱情问题上健康、高尚的道德情操；特别是“摩尔人”王志刚那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豁达通情的态度，简直催人泪下。在作者笔下，爱情与友情，描写得那么真挚、那么分明！其三，作者注意在社会矛盾中展示李晓燕丰富的性格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她有理想、有信念，但也无法逃脱社会的“左”倾思潮在她身上的投影；她有思想、有见解，追求生活的美，但又因为是副指导员而不得不按照时髦的语言把自己装扮到近乎狂热的地步。……这一切，都是社会矛盾使然、生活矛盾使然。人们透过李晓燕看似矛盾的性格，可以窥见那个病态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的矛盾。这篇小说的“神奇”，恐怕正在于写了伤痕，却又不是那种令人伤感失望的“伤痕文学”；写了爱情，却又不是那种格调不高的“多角恋爱”小说；写了矛盾，却又不是那种让矛盾淹没了人物的平庸之作。吕雷的《火红的云霞》，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梁霄推到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复杂的重重矛盾漩涡中：有经济调整中的矛盾，有与不正之风的冲突，还有同久别重逢正待复婚的妻子之间在怎样保持晚节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同亲生女儿的感情纠葛。小说正是在这些复杂矛盾的交织中，多层次地展示了梁霄的共产主义情怀和勇于变革的进取精神。
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是以它所创造出的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和艺术形象为标志的。1982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毋庸讳言，这方面的进展和突破还不大：这一年，既缺乏1979年、1980年那种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揭示精神创伤和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动人心魄的力作，也较少1981年那种透过新人物形象迅速传递城乡新生活信息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佳品；我们还未能创造出一批有震撼人心的、能真正称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塑造还显得很薄弱。同时，在理论批评上，也曾出现过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例如非英雄主义的观点，自然主义的观点，非人物、非典型的观点等等。这些，我们都应联系创作实践，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以使我们的短篇小说创作能更及时地反映变革现实的沸腾生活，更准确地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更成功地塑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