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他还有卖花声”——纪念程砚秋老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输他还有卖花声”
——纪念程砚秋老师
李世济　唐在炘
在程砚秋老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手抚遗篇，重读了他二十四岁时赠予陈叔通先生的名句：“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还有卖花声。”如今，我俩的身体和精力都到了已受限制的时刻，重读砚秋老师珍惜光阴的名句，这感慨是可想而知的了！
人生苦短，对于旧时代中的有志者，似乎是种共通的感情。没有蹉跎岁月，没有放浪形骸，老师把他的一切心血都投掷到艺术事业上了。他十三岁时倒嗓，声音喑哑，可师傅荣蝶仙却与上海戏院签订了演出合同。在此关键时刻，是罗瘿公先生挺身而出，垫付出七百元作为出师的赔偿费用，才把他从荣家赎了出来。在他十四岁到十六岁的修养调理阶段，又幸遇善于知人指路的王瑶卿等名师。在师友的启发和自身的努力之下，他终于独辟蹊径，创造出刚柔相济、婉转多姿的“程腔”。当他已从少年时代的激流险滩中冲闯而过、已在京剧舞台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发出“人寿比花多几日，输他还有卖花声”的感叹呢？这不难做出回答——面对他的是一个庞大、无情的黑社会，单凭个人的努力，实在是无法抗御的呀！抗战时期日寇占领北京之后，老师绝迹舞台，后来索性搬到颐和园背后的青龙桥种地去了。他为保持做人的尊严而舍弃了艺术的实践，貌似无为而实有所得——通过陶冶胸间的浩然正气，更提高了“程剧”的品格。生活总是最公正的，程砚秋老师无论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应无愧地被誉为强者。
1945年，我们于上海分别得遇老师，以后又经他的介绍而相识。砚秋老师的为人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那种对艺术不断研磨的精神，更使我们无比敬仰。比如说，我们向老师所学的第一出戏，恰巧都是《贺后骂殿》。但是，1954年他将此剧灌片子时，唱词和唱腔都有所改动。1957年，老师带领我们去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途中，又建议世济以这出《骂殿》参加联欢节的歌咏比赛，并一字一腔地为我们再度加工。当时我们是何等惊讶和感佩呀！距1954年灌片子不过三载，《贺》剧的唱腔又有了不少变化。最能说明程师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事例，据我们多年的观察体会，恐怕莫过于对《锁麟囊》的反复修改了。《锁麟囊》如今似乎可算是程派剧目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其艺术成就的取得，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据我们粗略统计，老师对其中主要唱腔所做的修改变动，至少有六次之多。从1946年到1951年，老师每到上海，我们是每戏必看——票子总是由老师直接给的，座位也总是在四排中间。我们发现，老师有时把某一剧目连演多日，而其中表演上的变化之多之大，却好象是着意安排的一般！每当演出结束吃夜宵时，我们总是提出那些当晚变动了的地方，并询问变动的理由。程师闻听极为高兴，并总是反过来盘诘我们——那些变动了的地方，是好是不好？如果好，好在哪里？如果不好，又不好在哪里？……那时我们多年轻呀，竟然不揣冒昧地评议起程师的表演来，有时甚至敢说程师的某处改动“不一定合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总是不急于对我们的评议进行“再评议”，倒时常沉默半晌才感喟地说：“可惜你们都是业余爱好京剧，而吃这行饭的人当中，并不是个个都有这股钻劲儿啊！”
我俩是1945年时在老师门下相识，并不断地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向老师问艺。凭心而论，我们并非不愿从事这个专业，但在旧社会这是不可能的。直到1953年，在党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才能投身到这个事业中。如果说程砚秋老师通过种种坎坷，在晚年才得到党的帮助支持的话，那我们要幸运得多了，因为我们得到党的教诲的时候要年轻得多，正可以在程师指点下大干一番。我们感谢党，感谢程老师，也感谢对我们多加关照的梅先生、马先生……。
程砚秋老师与我们永别了，但他和我们在精神及事业上的联系，却是永远也无法分开的。据我们的理解，继承程派艺术不能简单地去模拟他晚年时期的表演，而应该研究他这支有影响的流派从形成到发展的全过程。我们有幸在程师盛年时汇集于其门墙之下，有幸得其亲授，学到许多剧目，有幸对其艺术观的形成有着亲身的感受……现在，趁着我们脑力和体力还可以的有限时刻，根据程派艺术自己发展的规律和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从实践的角度去进行勇敢的探索，以使程派艺术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程师倘地下有灵，也应感到欣慰的吧？
又想到文章开头所引的那两句诗。我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从新的角度这样理解那两句诗：如果把“花”比做艺术事业的话，那么就无须慨叹人生之须臾了。那两句诗也不妨改几个字：“人寿比花多几日，争他代代卖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