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塘沽协定》后，为全面侵占华北而蓄意制造的一连串事件的总称。换言之，它是日本侵略华北一系列罪恶活动的可耻记录。
还在1935年初，日本侵略者就为实现其“分治”华北的罪恶阴谋，制造了“察东事件”。1月15日驻防察哈尔省沽源县长梁、乌泥河等地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伪满自卫团发生冲突，有40余名伪军被缴械。但日本关东军却公然宣称宋军侵犯了伪满的“国境”，接着出动千名日伪军，以两路向察东大举进攻。结果，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蛮横要求，将察东各地划为非武装区。
“察东事件”后，日本侵略者为取得华北统治权，接着策划了“河北事件”。先是，5月初，天津《国权报》社社长杨恩溥和《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两汉奸在日租界被暗杀，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驻平使馆武官高桥等密谋借此挑起事端，以“彻底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29日，酒井、高桥等遂以杨、白被“蓝衣社”所杀为口实，同时借口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进驻滦东非武装区，受到遵化县接济，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并声称如不接受，“将出断然之处置”，即要公开占领平、津。接着，天津驻屯军连日到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游行，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开入关内，公然进行武力威胁。与此同时，日陆军省也一面加紧炮制《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一面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处置及必要之准备”。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后，6月9日，酒井、高桥进而向何应钦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并限12日午前答复；当国民党政府表示屈服后，高桥又代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拟一“觉书”文稿，逼何接受。7月6日，何应钦以其名义致函梅津，正式承认了所提各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河北省内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3）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当“河北事件”还在交涉的时候，又发生了“张北事件”。这同样是日本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活动。原来，5月31日，有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6月5日在张北县被二十九军所部扣留，察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纠纷，旋令释放。日本关东军却反诬中国军队“侮辱”了日本士兵，并以此为借口，令驻张家口领事桥本和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同时为察省民政厅长）提出“惩办直接负责人”等三项无理要求。随之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亲自出面，在长春召集酒井等重要将领，商定了更为严酷的交涉条件，即所谓《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交由土肥原负责交涉。土肥原时为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是一个极端狂妄而又卑劣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手段，对秦德纯百般要挟，以至逼得秦当场吐血。同时，关东军公开宣称：为使交涉达到预期目的，“在热河应有一部分之军事行动”。事实上，日本侵略者除调集军队屯驻察省边境外，还不时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并指使伪满便衣队在独石口一带肆意挑衅。这样，至27日，终于逼使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行动；（2）取消察省境内国民党党部；（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4）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5）中国政府此后不再向察省屯田移民。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到冀察两省大部主权后，便又进而加紧策动“华北自治”。
所谓“华北自治”，就是要在实际上把华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新任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在鼓吹“实行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时，就毫不隐讳地说：日本应当“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以推行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而“华北正是上述对华政策最易并最速实施的地区”。
酝酿已久的“华北自治”丑剧，以10月4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鼓动华北自主案》而进入高潮。其“鼓动”手段之一，就是首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在各地发动暴乱，组织伪政权，以制造“自治”出于“民意”的谎言。喧嚣一时的“香河事件”，即是突出一例。先是，10月18日，日人指使汉奸武宜亭等在河北香河县安抚寨召开所谓“国民自救会”，密谋暴乱，20日武等即纠合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22日由日本宪兵掩护冲进县城，组织伪自治政府，推前北平商会会长安厚斋为“县长”。多田随即发表谈话，煞有介事地宣称：此乃“善意之自治运动”，与暴动不同，不可进行军事干涉。此外，河北安次、庆云、曲阳、沧县、邢台等数十县，都先后发生了类似事件。至于打着各色旗号的“请愿团”，以及什么“宣言”和“传单”，更是在日本浪人的直接参与下，招摇于街头，喧嚣于报端，不时发出阵阵的嚎叫。
拉拢和压迫国民党华北当局，是日本侵略者鼓动“华北自治”的另一重要手段，也是它全部活动的中心。在这方面，野心勃勃的土肥原又充当了主要角色。还在9、10月间，他就曾向改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提出组织伪自治政府的要求，并许以军事和经济的援助。11月6日，他被南次郎委派来津后，经与多田、高桥等密商，即于11日抛出一个包括有十大内容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20日前照此首先宣布“自治”。随之步步紧逼。与此同时，多田一面声称“土肥原之要求，必须实现，无商讨余地”；一面亲飞济南，策动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响应。还派人去保定，诡称宋哲元、韩复榘对“华北自治”已表同意，胁迫正在因病住院的河北省府主席商震迅返北平“协商”。而日外相广田也在各种外交场合，公开扬言：“对华自治运动，无取消理由”。
在压宋哲元接受“自治”的同时，土肥原还加紧对其他军政要员的“鼓动”。臭名昭著的殷汝耕叛国事件，就是这样出笼的。殷汝耕时为国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在土肥原的直接策动下，这个丧心病狂的无耻汉奸于11月15日致电宋哲元、韩复榘，要求接受“自治”方案；23日夜在津宣布停战地区实行“自治”；24日在通县发表“脱离中央”宣言；25日即宣布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一个月后，又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就这样，冀东二十五县的大片国土便落入了日寇手中。
当殷汝耕挂起“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后，土肥原等随即向宋哲元施加更大压力，迫其在30日前必须宣布“自治”。同时，日军公然抢占丰台车站和天津总站及西站，变本加厉地进行军事威胁。还出动军宪，随意捕人，大肆制造恐怖紧张气氛。国民党政府终于又屈服了。11月26日，它为了向日本表示退让，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以宋哲元为主任。30日，蒋介石又亲与行政院等五院长拟定了六条“华北自治办法”，并由何应钦以此赴平“处理华北问题”。何应钦到平后，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立即着手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8日，这个以宋哲元为委员长、有王揖唐、王克敏等著名亲日派参加的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北平宣布成立。至此，华北被置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下，致使中华民族的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但是，日本侵略者纵然可以压迫国民党政府一再屈服退让，中国人民却是不可战胜的。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人民决心奋起抵抗的过程。日益兴起的抗日救亡热潮，规模空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生，就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华北的有力回答。
（徐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