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绞杀下的美国科学与科学工作者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法西斯绞杀下的美国科学与科学工作者
平原
当美国法西斯的汤姆斯——伦金委员会在无耻地制造所谓“好莱坞案件”的时候，被审讯的美国名电影剧作家道尔敦·特伦波曾经向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描述过美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已经成为了一个“可诅咒的腥臭的制度”，他曾极度愤慨地宣布：“华盛顿变成了这样的城市，那儿没有一位职工会的领袖能相信自己的电话；那儿的老朋友们不敢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那儿的男男女女只有在行驶的汽车中、或露天的地方说话才不怕被人偷听。我们的首都，现在使人想起国会纵火前夜的德国首都，而那些记得起一九三二年秋天的德国历史的人们，又闻到了这地方的烟味。”
道尔敦所说的话还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如今，美国人民不仅闻到了这种法西斯的烟味，而且早已看到了这种焚烧民主的火焰，这火焰已烧到了每一个美国人民的身上。
美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们也便是毫不例外地在这种法西斯的火焰中受着煎熬。举几个顺手拈来的例子，便可以令人想见美国军国主义者在如何绞杀美国的科学和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了。
科学家的厄运
美国反动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和我国的留美学生的事实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且让我们看看美国的科学家遭受的法西斯迫害：
美国《民族》杂志，曾一连串地报道过美国警察对付所谓有“叛乱”嫌疑的科学工作者，许多科学家都给蛮横地推出于政府机关和私人企业的工作部门之外，甚至不许他们有询问的权利。一位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家，他在一个军事机关的重要科学部门工作了不到三个月，便接到了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办理移交”的命令。几个星期之后，这位科学家才在华盛顿得知他被解雇的理由。原因是一位“保安机关”的代表，认为这位科学家有“危险的关系”，因为这位科学家时常资助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
另外有两位物理学家（夫妇两人），离开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要参加原子能委员会的实验工作，但他们奔走了八个月，却因为弄不到“忠实保证书”，而并没有得到这个实验工作。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忠实保证书”呢？根据所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解释说：不发“忠实保证书”给这两位科学工作者，是因为那位做丈夫的在一九四六年表示支持工人罢工，反对“通用电气公司”。（从这个声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关系了。）
不久以前，美国奥勒冈大学史彼泽教授，因为他主张李森科的生物学作品至少应该让学生阅读，而被解除了教授的职务。
以上，这仅是在所谓“民主美国”遭受迫害成千成万科学家中的几个。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出华尔街的御用匪徒们，在美国科学界中的狂妄行为。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遍全国，美国法西斯分子，冒牌科学家如低能的生物化学家库尔特·莱昂叫喊出了“建议草拟思想统制机构”，莱昂公开无耻地说：靠着这种机构的帮助，就可以“分析并控制共产主义的传染病”和“建立健全的理智，使这种不幸成为不可能”。
战争贩子的帮凶——芝加哥大学的席拉德，公开广播，叫嚣科学服务战争，他曾荒诞地说：“我算了一下……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我们要有多少‘中子’或是‘重氢’才能炸死地球上每一个人呢？我算出来五十吨‘中子’足够把人类杀光，换句话说，约略需要五百吨的重氢。”
美国这些少数反动的科学工作者们和战争贩子们一样，高喊杀人，高喊用杀人代替“道德”，他们说：“我们可以立刻处理‘道德’上的辩论，一决定应该杀人之后，‘道德’问题便全部解决；杀人的工具（按指科学）根本与人道或道德的问题无关。”
在法西斯的美国统治者，利用“忠诚令”，“非共具结”，“政治考核”等法西斯法令，残酷地统治着的美国，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们，更是走头无路，到处遭受迫害，而只有像莱昂这一类为血腥的统治、为残酷的战争贩子们服务的科学界的败类，才可以在美国立脚。
“科学”的堕落
这就无怪乎，连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著名的美国科学家、教育家等等在他们共同发表的《美国的军国主义化》的报告中，高呼反对美国统治者将法西斯的枷锁加在美国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身上。在这个报告中，曾这样指出：美国科学已经被拴在战车上了，科学的研究只有合于军事需要时，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钱袋握在美国国防部手里，研究费由军费中支出，当然管理权也在军部的手里。科学机关，已经成了军事机关的附属部门。据统计，远在一九四六年，美国法西斯军人统治的科学研究所花费的钱即达二亿八千万美元。在一九四七年，美国陆海军单单用在各大学的军事目的研究费，即达九千六百万元。
美国的科学，已不是在为人类谋福利，而是专门在为制造原子、细菌、化学等破坏世界文明和进步的工具上了，它全被控制在美国法西斯军人的手里，例如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便是统治美国科学的一个机构，其中的领导人，据我们所知都是些臭名卓著的法西斯分子，如卡尔·Ａ·史巴兹将军，雅谷勃·Ｌ·但佛斯将军，海军部次长Ｗ·凯纳，海军作战部副部长Ｃ·雷姆赛海军大将等。
美国的许多全国性重要的科学团体或与研究科学有关的团体，也都控制在美国军人和法西斯分子的手里，例如“大学基金捐献委员会”，为海军研究处所控制，而美国众议院通过法律：“凡是未经联邦调查局调查过的人，基金会（‘全国科学基金会’）一律不得聘用，基金会并不得赠予以学位……”
在这些反动法律与法西斯分子统治下的美国科学，自然不是在为人类谋幸福，而是堕落到为人类谋死亡了。对于美国这种倒行逆施的科学，曾经在二次大战中主持过美军传染病计划的生物学家罗斯波莱揭穿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要了解Ｂ·Ｗ·（即生物战争），你必须譬喻似的，在脑中记住，Ｂ·Ｗ·是一种毁灭的科学，是自然界的倒行逆施。正常说来，我们研究疾病是为防止它或是治疗它。这是细菌学的正态。但是Ｂ·Ｗ·却是产生疾病。它不是正常与自然的，而是变态与矫作的。”现在美国的科学便是这种变态的，倒行逆施的堕落科学。
这种科学及其制度，便大大地阻止了它的发展。美国原子能科学协会干事会推远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曾说：“保持秘密既危害科学，也危害民主。”
这就自然而然地使那些有正常意识的科学工作者，纷纷退出了那种倒行逆施的科学工作。有一位欧莱教授曾说：“我战后原子研究的进步，从哪一方面说都不能和战时的进步相比……多数著名的人物以及许多优秀的青年人物，已经舍弃种种计划回到大学工作岗位去了。”他并认为这与美国法西斯统治的“秘密与忠贞检查”等有主要关系。
早在一九四七年，在孟哈顿计划的芝加哥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究原子能的康几尔大学教授，即曾在《美国学者》杂志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军人统治科学，他说：“如果科学受了军人的束缚，我们必不能希望它再用于和平。而且，科学需要社会的协助。它必须以研究的本身的名义和权利去获得这种协助，不能假借战争武器的名义……在我们那渴望和平的世界里，科学必须再度为全人类追求真理，而不只为美国人。如果它是狭隘的、国家的、和秘密的，它就不能实现上述的目标；如果它被视为一项新的更残酷的战争的热诚的武器供给者，它就不能实现上述目标。”
可耻的是，美国战争贩子们，并没有如摩立逊教授这种“希望”去作，如今在美国，科学已堕落成了阻止人类进步的科学，破坏人类文明的科学。美国科学家不是被拴上了战车，便是被囚禁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法西斯集中营里了。
（转载南京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