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花怒放话出版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心花怒放话出版
陈原
报社编辑同志来信问我对近几年的出版工作有何看法？有哪些做法值得称赞？
我作为一个读者来回答这个问题。十年动乱期间，我大部分时间不读书，一则无书可读，二则有书也不能读——有时只好读读《五灯会元》，更多的时候堂而皇之读被批判的词典，人在批，我在记语言笔记，心里憋得慌，或称精神受压，或称心理压抑。近几年在作为读者来说，变化最大的是解除了这种压迫感，否则出了那么多书，恐怕也不敢碰。人是要求知的，人若不求知，社会就不能往前进。好象是列宁说过，工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这同培根的名言是一个意思，“知识就是力量”。而书籍是知识的重要源泉——当然不是唯一的源泉。知识来自实践，这是真理，但传播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出版。象我这样浅学的读者，近几年可以说是“心花怒放”的，因为有书可读，而且确实有很多好书耐读。解放后有过三次出书高潮：思想活跃，品种很多，百花争艳，1956年是第一次，不到一年就沉下去了；1962年是第二次，甚至半年不到就压下去了；第三次是近几年——准确地说是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出书的“势头”至今未衰，持续发展。这是读书人的福音。
象《围城》这样蜚声海外的小说，在前两次出书高潮中也涌不出来，直到1980年才忽然印了十数万；象《茶馆》那样激动人心的，富有深刻历史感的戏剧，也经历了同样的道路。新凤霞的《回忆录》带着朴实纯真的激情，这激情是在前两次出书高潮“激”不起来的，更不必说傅雷的家书竟能插在读者的书架上。维纳的奠基作《控制论》译本是1956年出的，申农的信息论奠基作是1965年印的，出书时能引起读书界的“重视”么？不能。因为那时我们显然还没有从所谓信息科学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伪科学”的左倾教条中解放出来，除了极少数专家以外，谁也不去理会这些捞什子。近几年可变了样。思想解放带来了打开视野，出版工作把“窗户”打开了，读者高兴。但作为读者，也常常抱怨，买不到要买的书呀——我呢，寄希望于出书广告。知道了哪一本书确实出版了，总有法找到的；跑偏僻的书店（常常走运），写信给邮购部（可惜常没下文），向人借（比向图书馆借有效些）。天下没有找不到的书——这是值得怀念的爱书人左恭留给我的“名言”，我相信这句话。例子：《黑格尔通信百封》是我从广告抄下书名来以后，找寻了足足一年才在一家小书店里突然发现的。
有什么做法值得推荐？作为读者，我赞成近几年一些出版社一套一套出书。成套出书，对读者方便，对文化积累有益，对出版家自己也是一种磨练——你总不能七拼八凑老是搞不成样的拼盘呀。例如《走向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都是读者所希望的。有计划地编印，这不难，难的是一下子——正所谓“霹雳一声”，把几十本经过选择的好书呈献在读者眼前，象变魔术一样，于是读者便同著译者和出版者一起，分享那份获得知识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