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己也能说的话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说自己也能说的话
符明轩
近年来，许多作家善于向世界上其它民族借鉴，在艺术上做了成功的尝试。但也有一些作者，由过去的拒“洋”于千里之外，一下子又转入了唯“洋”是好。写反映我们自己社会生活的小说，偏要在篇首来一段外国名言。小说中不论工人、学生、教师或干部，动辄大谈黑格尔、康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毕加索，乃至断臂维纳斯、巴尔扎克雕像等。这样做，并不一定是艺术上的需要，多半倒是“寻找作家来帮助我说我自己也能说的话。”（《唐吉诃德·作者原序》）殊不知这种作法，也曾为过去时代的外国作家所不齿。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就曾批评当时文坛陋习，即一篇作品写成，总要搬出“列祖列宗”，“将他们的大名按ABC的次序列在编首，比如起头是亚里斯多德，结末是色诺芬，或是左易罗，或是宙克息斯——虽然一个是谩骂家，一个是画家，却也不妨放在一起。”至于“出于伟人名流之手的题诗，题词，和颂辞”，更是不可缺少，使得“读者们看看自然惊服，总以为作者是非常渊博而雄辩的”。
我以为，适当引用一些名人睿语，有时是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的。但一味乱引滥抄，形同卖弄，却有害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何况我们的文学反映的是中国的生活，有自己优秀的文学艺术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怎么能把引用外国名言，大谈外国艺术，当作是艺术创造和突破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再看看塞万提斯的一位朋友对他，也即是对那时的文学创作的要求：“你就用不着去乞怜于哲学家的格言，《圣经》里的义理，诗人们的讽喻，辩士们的词锋，乃至圣徒们的玄秘；你只消运用简明、朴素、雅驯、恰当的文字，力求文章能悦耳和谐，能表达出你的主旨，意思能明白易晓，不流于芜杂或晦涩，……你的功绩也就非同小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