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各地爱国人士纷起响应，很快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对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都起了推动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前夕，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加紧向华北扩张，企图进一步控制河北、察哈尔（今并入河北、山西）。继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使汉奸武宜亭等在香河叛乱，殷汝耕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局势岌岌可危。而国民党政府则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反共、卖国。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竟于1935年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
早在当年8月1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机。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先后发表宣言，重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的主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站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首先起而响应。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的消息，遂决定这天为行动日期。
12月9日，北平各校大中学生如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是日上午10时半，城内学生二三千人齐集在新华门前请愿，要求面见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何害怕抗日群众，早已躲到小汤山，由他的代表侯成接见。学生代表向他提出了六项要求：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保障地方领土安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停止一切内战；不得任意捕人。并要求立即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等校学生队伍进城参加游行。侯成支吾其词，推诿说这不是他“职权以内”的事，激起众愤。学生遂结队游行，沿途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在西单及王府井南口，先后遭到宋哲元所率的二十九军部队及警察的木棍、皮鞭、水龙、大刀的袭击。学生们徒手英勇搏斗，百余人受伤，三十余人被捕。是日，城门紧闭，城外清华、燕京等校学生在寒风凛冽中坚持终日，未能入城。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许多学校公开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抗日救国会。各校门口虽然增添军警、密探，封锁监视，并继续捕人，但学生们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所吓倒，积极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16日，即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的日子，北平44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城内学校被军警包围，学生们越墙而出，城外学生冲破紧锁的西便门，组成四个大队，先后汇集在天桥、正阳门前召开市民大会，市民两万余人参加。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多件。当晚，游行队伍在宣武门外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屠杀，不少学生在皮鞭、大刀下受伤、被捕。总计“一二·一六”斗争中，全市被捕学生二三十人，受伤近四百人。但在学生们的英勇斗争下，“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再次延期成立。
尽管反动派严密封锁“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但北平学生抗日爱国的巨浪却迅速激荡开来，席卷祖国大地，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天津、杭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重庆等三十余大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着又向中小城镇扩展，一致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反对华北伪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二·九”运动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声援，很快扩展为全民的抗日运动。广州六千多名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工人和沪杭甬铁路工人先后集会，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职工援助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组织工人救国会，不分帮派、政见，一致团结，抗日救国。随后，上海等地工商、妇女、文化、宗教各界及国外侨胞纷纷成立救国会，并发宣言函电，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还得到世界各国青年的援助，世界学生组织规定1936年4月22日至29日为全世界学生援助中国学生周。
“一二·一六”之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软硬兼施，用各种卑鄙手段破坏学生救亡运动，如下令解散北平学联、提前放寒假、逼东北大学西迁、收买一部分学生“晋京聆训”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及时指出：学生的斗争必须和广大工农兵的斗争结合起来，青年学生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和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相结合。此后，许多学生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深入到工厂、农村，首先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6年初，平津学生五百人左右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线南下到河北农村向农民作抗日救国宣传。接着，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也下乡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团的学生在与农民结合中受到深刻教育。2月，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为了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组织了青年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不久，“民先”发展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各地抗日救国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
“一二·九”运动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打破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而且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广大工农相结合，坚持不懈地为抗日救国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吴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