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土”与“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浅谈“土”与“洋”
丁　玲
最近有一位年轻作家同我谈到他在创作上的苦闷。他有生活基础，他的农村生活可以说很丰富。但是他感到自己创作的路子打不开，形式上不能创新，而且嫌自己的作品有些土气。另一位中年作家，四十年代就开始写作，他熟悉部队生活，也有长期农村生活的经历，写过不少好的作品。现在他谈到他在创作上的问题，也认为自己不易创新，对于应该遵循那条道路，怎样继续往前走，他感到有些迷茫；他对自己原有的一套方法不满意，也嫌自己的土气。这些感触，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这样的问题，目前可能不少人有同感，他们也正在踌躇、徘徊，有的人正在努力想在形式上突破自己惯用的手法，执意探索、追求和创新。我想这是好的，对的。一个创作工作者、一个作家应该经常努力尝试，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能更确切、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极精致、极纯净的形式表现出来，给读者或观众留下清新、激情和永远向上的美好的遐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终身不倦地为之奋斗的。
我以为一件艺术品，固然需要美的形式，但更应有美的设想。文学作品表达的方面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复杂，更需要有较高的思想情趣和完整的艺术形式，以及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可以影响内容，内容更能影响形式，新的内容很自然地会冲破一般的旧的形式。
现在一些同志要求创新，大多数看来都有点偏重于形式方面。他们对自己惯用的表现手法，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大家在文学创作上惯用的手法感到不够用，感到需要有所创新。他们把原来的表现手法笼统地说是“土”。那么“土”的对立面自然是“洋”了。对此我们不能不先研究一下，弄清楚究竟什么叫“土”，什么叫“洋”？我们应该摒弃什么样的“土”，而追求什么样的“洋”。
我以为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大体上都是洋的，都是走的西洋的路子，都是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的欧洲文艺的影响。几十年来我们的美学理论、创作方法，什么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什么现代派、抽象派、唯美派，……无一不是从洋搬来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对于我们祖国，我们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些宝贵遗产却注意得不够。我们中只有过很少一部分人提倡民族形式，要求继承我国的民族传统。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提倡民间文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土”的。但现在一些人所嫌弃的“土”，并非只限于民族民间文学，而是泛指一般的表现手法，即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他们心目中的“洋”，则是指近代流行欧美各国的所谓现代派，意识流，
（实际也在慢慢过时），不很讲究社会效果，超现实的纯粹艺术的文学形式等等。或者这样说都不够确切，这些同志是不喜欢曾拘束或损害过我们文学事业的教条主义，党八股；或者是“四人帮”时代的“假”、“大”、“空”；这些自然都是要不得的。但要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要反对“假”、“大”、“空”，用什么来反对呢？是否就是追求形式上一些新奇或者把过去曾被革命人民和进步青年抛弃了的一些腐朽颓废的、脱离生活的靡靡之音，或者只讲究趣味、供有闲者茶余酒后、寻欢作乐的消遣品，还有那些描写无望的爱情、空虚的心灵、灰色的人生的诗歌，把这些当着高不可及的艺术精品加以模仿呢？创新是完全应该的。文学艺术一定不能墨守陈规，一定要推陈出新，一定要有新意。我认为作家只要不脱离生活，时时和群众一起斗争前进，建设新生活，写出来的作品饱含新意，自然就会有所提高。不管你的创作是用中国固有的民族形式，或是从外国拿来的形式，你的作品都会有所变化，都会更加丰富，都会有所创新。更简截地说，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矛盾斗争，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作家对生活的剖析与感受，才能更敏锐、更正确、更深刻，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最重要的是到生活中去，到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的斗争的生活中去，长期与人民在一道，从人民日常的生活中、德行中去体会去学习。这样再创作，“新”就会油然而生。作家如果永远停滞在一个水平上，无论思想或艺术，即使曾经达到过高水平的，也会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前进，而作家却脱离了生活，高水平也会变为低水平，变为老一套，变为不受欢迎的了。
收集在延安文艺丛书里的这些作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少数英雄的天才创造出来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苏区文艺、红军文艺、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文艺等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这些作品排斥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崇洋、崇大，反对关门提高，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继承民族传统，运用戏曲、秧歌、小调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陈出新，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新戏曲、新秧歌、新音乐、新绘画木刻，以及饱含中国情趣的新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这是延安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们不断学习、努力，从旧变新，土洋结合，从低到高才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
记得1936年冬天，我初到苏区陕北定边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宣传队的表演，他们在乡村的土台上表演“红军舞”、
“网球舞”、“生产舞”。战士和当地农民群众，都看得很有趣，觉得很新鲜。我想这应是属于“洋”的。因为其中很多是模仿苏联红军的，很多乐曲也是从苏联内战时期红军歌曲移植来的，但歌词是中国的，是歌唱中国革命的。此外还有许多山歌小调，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整理改编，歌词满含激情，曲调朴实优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人人爱听爱唱，一种战斗的、乐观的、浪漫的热烈情趣，真使人心醉。这些歌曲，几乎人人都唱，根本没有谁去划分哪是“土”的，哪是“洋”的。那时延安部队、机关、团体都设有列宁室，后来改称救亡室、俱乐部，俱乐部里都办有墙报，上面载满了各种诗歌、散文、小小说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史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十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其中有战士的作品，也有著名的红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如张爱萍、陆定一、李一氓、傅钟、彭家伦、洪水、魏传统等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声有色，纪录了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英雄人物和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以及对长征途中民情风物的描绘，都是充满激情的美丽的散文。其中有许多篇章，后来发表在一些刊物上，仍旧吸引着年轻的一代，帮助他们了解、学习和缅怀先辈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贞。这一史册的原稿现在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这是值得庆幸的。
“七七事变”后，中央军委和中宣部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到山西前线工作。在筹备期间，西战团学习人民剧社等红军宣传团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各种民间形式，旧瓶新酒，新瓶新酒，宣传党的团结抗战政策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除了排练话剧、歌曲外，西战团设有杂耍组，组织团员学习采用大鼓、小调、相声、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了许多新颖节目，如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在前方部队演唱时，每次都轰动全场，前方政治部还把它作为教材，印发给连队的每个战士。他们根据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虽然情节简单，故事性不强，但因为有了全民抗战的新内容，有根据人物身份而选择的舞姿，1938年春天在西安搬上舞台时，广大市民观众也为之耳目一新。这些形式都是旧的，也可以说是土的，但一旦经过改造、加工，得到了提高，便成了新的，使某些洋的也相形见绌。因为“洋”并不新，“洋”也有很旧的东西，不为群众所接受；“土”并不意味全是旧，只要能推陈出新，与人民生活相结合，与时代合拍，就成了新，就能为群众所喜爱。
后来，延安又涌来了更多的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他们带来了大后方、大城市的一些中外闻名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推动和提高延安文学艺术工作的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就觉得延安原有的文艺太“土”了；有的人认为原来的都是宣传品，没有艺术性；有的人认为过去的那些节目只是豆芽菜。更多的人被从未见过的堂皇的布景、美丽的服装、变化的灯光、曲折的情节、宏伟的场面所吸引。很多人对此欣赏欢迎，一些文艺工作者争相仿效，于是搞闭门造车，关门提高，厚古薄今，言必称希腊。有些文艺工作者感到迷茫，无所适从。有些人比较清醒，感到这些大、洋、古，虽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脱离了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没有反映人民当前的现实生活和要求，脱离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忽略了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方法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宗派主义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等问题。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到生活中去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烈愉快地参加整风学习，端正自己的立场，改进自己的工作，人人精神振奋，轻装上阵，深入工农兵，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学习，创作。一段时间以后，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同志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溶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记忆里。那种亲切美好的享受将使人终生不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伟大的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把当时一些洋里洋气的作品自然比下去了。原来一些看不起“土”、倾心于“洋”的人，这时也开始认识到只有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才能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有所创新；他们羡慕那些有深厚生活基础的作者和他们创作的反映了人民要求的作品。
现在是八十年代了，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在新形势下，一些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这个“土”与“洋”、“新”与“旧”的问题上又产生了迷茫。曾在土的基础上创新过的一些同志，也为某些“洋”吓住了，自己羞于与“洋”媲美。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延安时代的文艺是早已过时、陈旧、落后，沦为“土”了；就是沿着延安道路发展壮大的五十年代的文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也都成了过时的土产，不足以为范的了。但究竟从哪里去学“洋”、去创“新”呢？是否就是找一些在国外曾时兴过一阵、后来又被丢弃了的什么现代派、印象派，意识流，或者把三十年代被人们批评过的那些鸳鸯蝴蝶派、那些鄙视政治思想、只求趣味，实际也是从洋人那里运来的唯美派等等作为我们仿效的榜样呢？其实这些才都是旧的，在国外早就成了旧的。这自然不可能给我们的创作以新的血液，沿着这条路，才是一条真正的老路；走这样的老路，决不可能创新。这种“新”不合乎我们的国情，也不合乎我们人民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只保持着延安文艺的水平，创作方法、内容、形式都没有新的突破，那也是不行的。时代前进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从前的都不一样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文化水平都不一样了。我们文学的内涵、形式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那就是停滞、保守、落后。客观变了，人们的认识不变，自然就不适应，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创新。立意创新时，我们可以借鉴古人，做到“古为今用”；也可以借鉴西洋，做到
“洋为中用”，象鲁迅先生曾说的，对外国好的，于我有用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对外国的洋东西，我们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轻信，要有分析，有选择，我们要拿来的只是在外国人民中也是经过考验，并且于我有益的东西。就象果木嫁接，植物杂交，都要经过反复筛选，而且必定要以适合本乡本土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母本为主，本固才能枝荣，嫁接、杂交才能成功，才能结出新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先要自己解放自己。
有的人虽以“新”为旗帜，但自己的一些言论又确是老生常谈，不合乎现代人的思想要求。有的人怕“土”求“新”，实际也成了一条枷锁。我希望作家能够解放自己，创作时不去计较是“土”是“洋”，是“新”是“旧”，只写自己所要写的。我以为没有固定的“土”，也没有固定的“新”。好的、美的、有时代感的，能引人向上的就是新；无聊的、虚幻的、生编硬造的，不管是从哪一个外国学来的都是陈旧的。作家怎样才能解放自己？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把自己看到的、体会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摘其感人的，能使人爱、使人恨、使人思索的种种，尽情再现出来。作者的思想越深刻，描绘越细致，就能越有诗情画意，越能动人心弦。作家创作时只是追求精益求精，毫无个人打算，才能无所顾虑，舒展自由，无往不通，取得成就，真正创新，那里还分什么“土”，什么“洋”呢！
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战斗纲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颁布了新宪法和批准了第六个五年计划，非常鼓舞人心。去年，当年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集会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决定成立《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组织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分集编选在延安和写延安的各种文艺代表作。负责编选的许多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克服因长期战乱带来的材料散失的困难，和年轻人合作，短期内编选成册。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保存这一宝贵的文学史料，慨然承担印刷出版的重任。编委会索序于我，我谨撰此文表示我对这一工作的支持，同时也再一次表示，和许多同志一样，我对延安文艺路线的拥护。我相信，在延安文艺获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坚持双百方针，不断地探索追求，我们必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新的作品。
〔这是作者为《延安文艺丛书》写的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