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发生的悲剧——对朱毓芬提拔以后服毒身亡事件的调查和思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不该发生的悲剧
——对朱毓芬提拔以后服毒身亡事件的调查和思考
本报记者　洪天国　张何平
她走了。走得那样匆忙，岁月在她生活旅途中只交替过48个春秋；走得那样突然，周围的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等到北京化工七厂的500多名干部职工确信，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技术副厂长朱毓芬的时候，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她是累死的”。人们知道，朱毓芬常年累月吃住在工厂里，因劳累过度而患下心脏病和高血压。然而，公安部门宣布的化验结果出人意料：她口服敌敌畏中毒死亡。时间：1982年11月27日凌晨。地点：死者办公室（兼宿舍）。
人们始而惊愕，继而思索：她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错误的指责
那是历史新时期的最初年月。在千万个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年知识分子中，朱毓芬是那种既令人羡慕又历经磨难的先行者之一。1978年11月，她被提升为技术副厂长。对化工七厂，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位五十年代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的女工程师，八年来为化工七厂的兴建和发展“操碎了心”：她曾住茅草棚，吃大锅饭，和同志们一起建设黑索金（一种烈性炸药）车间；她在工厂转产离子交换树脂和纺织用上浆剂的生产中做出了不少贡献；……
1981年，市化工局打算把同外国某公司谈判的一项补偿贸易交给化工七厂。一个技术力量薄弱的小厂，能搞好近千万元的新项目吗？又是朱毓芬，毅然受命于困难之前，在厂长张全福的领导下，具体地挑起这副重担。“我再拚搏几年，把这个项目搞上去，就算对得起化工七厂的职工了！”
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共事者呵：粗心、马虎、敷衍和不肯学习的厂长，领导着细心、认真、负责和刻苦钻研的副厂长。一大堆外文资料从国外寄来了。厂长看了看皱起眉头：“我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谁懂谁看吧！”副厂长把资料抱回办公室，一段一段地翻译。她天天晚上靠安眠药抗争严重的失眠症，坚持学习和工作到深夜：研究新的设备和工艺流程，熟悉配方，了解原料来源，打听利润情况，甚至努力掌握土木建筑的各项关键，还要复习因为荒废而陌生了的英文……
再旺盛的精力也有极限，时针每天只能跑一圈。技术副厂长再能干，再拚命，也只是一个人。而要建起一个崭新的车间，她多么需要得到厂长工作上的热情支持，多么需要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可身挑重担的朱毓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条件呵：开始只配给她一名助手。实在干不过来，她向厂长提出增加点人员，厂长没有给。连朱毓芬原先主管的技术部门，也不让她调动个把人员……不错，化工局重视这个项目，局外经处的同志也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但项目毕竟是化工七厂的，不能依靠局里一辈子。朱毓芬在工厂里工作得不到支持，很难开展。她忧心忡忡：“唉！难死了！要人没人，要物没物！”“说不定哪一天我就顶不住了！”
进入商务谈判阶段，张全福代表工厂主谈经济合同。他说话随便，谈不到点子，抓不住要害。“唉，和这样的人一起同外商谈判，有损国人体面。”认真负责、敢于直言的朱毓芬憋不住了：“厂长，往后谈判注意点，别信口开河！”张全福大为不悦。在进行引进项目可行性讨论时，双方意见不同，张全福指责朱毓芬说：“你当众驳我的面子”，“你不支持我的工作！”
局里要工厂汇报“六五”规划。厂长匆匆忙忙向副厂长索取有关材料和数字，以便“应付”。工作一向极其认真而又正忙于手头一大堆急事的朱毓芬，生气地说：“数字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她经过整理计算后才送去。厂长向副厂长要新项目的有关技术资料，副厂长因故没有及时提供。张全福在厂务会上公开指责朱毓芬：“你对我搞技术封锁！”这些指责，使朱毓芬十分委屈。因为每次谈判都是厂长参加的，十几本材料都在他手中，他要什么资料数字都给送去了，怎能说“技术封锁”呢？
有意的刁难和无形的压力
需要派人出国考察技术并签定合同。谁去比较合适呢？“我和朱毓芬要去美国。”张全福早早就说。然而，局领导把他找去了：厂里要抓生产，搞整顿……局党组决定你留下主持工作，朱毓芬出国考察。厂长当场就闷了一下。过后，他发牢骚：“这次我被涮了！”并私下对另一位没有出国的工程师说：“要是我去，咱们两个人去最合适。”私心杂念是个“魔鬼”，它会诱惑和驱使人们走上邪路。出国人员准备行装等事宜的时候，张全福故意刁难拖延，造成出国人员精神上的极不愉快。
这是出国前的一次厂级领导干部碰头会，讨论引进项目的安排和部署。当朱毓芬谈到种种困难时，身为厂长的张全福，不仅没有认真分析困难，热情鼓励自己的助手，反而对朱毓芬施加压力：“谁出国签字，谁回来负责！”会后，他再次对某副厂长说：“谁签字谁负责，谁签字回来谁组织干，我就不管了！”那位副厂长曾当面批评张全福：“谁签字都是对化七厂负责，你厂长都要负全面责任，回国后组织干，要靠大家，而不是靠哪一个人！”
作为技术副厂长的朱毓芬，本来就感到工作压力太大，精神负担过重。劳累，焦急，担忧，她的工作和思想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厂长施加的压力，加剧了她的紧张情绪。她几次找到局里，无论如何要求换厂长出国：叫老张去吧，要不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她忧心忡忡地对另外两位副厂长说：我负不了这么大的责任！我负不了这个责任！……
尽管这样，在从国外带来的信件里，仍然跳动着朱毓芬一颗忠诚而又急切的心：我不愿再去其他城市了，恨不得快点回厂研究工程进度、土木建设、国内订货和明年夏天产品上市……。回国后第二天是星期日，星期一朱毓芬就赶到厂里。她很高兴：工厂总算有新产品干了。然而，她的心很快又沉了下来：临出国前确定的几件事都没有着落，同厂长商量工作更加困难。只是在局领导的干预下，才组成党总支书记挂帅的新项目领导小组……
党总支书记对这些情况历历在目。但他不敢批评张全福的错误言行。
朱毓芬曾多次向信任、支持和大胆使用自己的化工局反映厂领导班子的状况和工作困难，局里对这个厂的领导班子问题也作过考察，但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朱毓芬等着，等着……但没有能等到那一天！
怪论的伤害和政治上的排斥
一提起朱毓芬，化工七厂广大职工的脑子就浮现出她那难忘的形象：始终积极要求进步，用党员标准严以律己；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每经手一件事都要办好；对技术精益求精，不会的非学会不可；正派、耿直，吃苦耐劳，从不占公家便宜……多数党员说，她具备党员条件了。技术人员众口一词：朱厂长入不了党，“化七”的知识分子更没指望了。党支部和党总支几次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可以发展朱毓芬同志入党。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和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尤其是个别党员干部的刁难排斥，朱毓芬填写入党志愿书近一年，几经周折，仍被拒于党的大门之外。
在讨论朱毓芬入党时，少数党员竟然有这样的怪论：朱毓芬这样的技术干部“入什么党？”“发展知识分子入党是赶时髦。”
同朱毓芬不和的一位党支部副书记，先是提出还要让各小组讨论讨论。小组讨论结果，仍然表示同意，并提出朱毓芬的一些缺点。那个人又提出，让她就缺点写出检查。朱毓芬很快写出诚恳的实事求是的检查。那个人又说，朱毓芬在同厂长有矛盾的问题上“强调客观多”，是否发展，还要“看看张全福的态度”。
张全福曾欣然同意作朱毓芬的入党介绍人，并同另一位介绍人向支部递交材料，同意介绍她加入党组织。可是，自1982年4月以后，随着他同朱毓芬在工作中矛盾的加深，态度也发生骤变：他多次流露，“做不做介绍人还要考虑”；他说朱毓芬的缺点是“思想意识问题”。朱毓芬出国前夕，党支部再次向张全福征求发展朱毓芬入党的意见，他说：出国前发展不适宜，如支部决定发展，他可以不参加会或不表态。张全福是总支副书记、厂长和介绍人三重身分的“关键人物”，他不同意，党支部又拖了下来。
党一手教育培养起来的朱毓芬，渴望成为党的女儿。她在给局党委的信中说：“看到党的路线正确，各项政策落实，入党愿望更加强烈。”在局党校学习班上，每逢周末，不管老的小的，职务高的低的，都高高兴兴地一起过党组织生活，她便独自拎起手提包，悄然而伤感地离开党校。……岁月流逝，一颗焦急的心恢复了正常的跳动。朱毓芬在给局党组的信中说：“重要的是思想入党，只要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入不入党同样可以为四化做贡献……我决不因此对工作有丝毫影响。”
悲剧的导火线
直接导致朱毓芬悲剧发生的，是去年11月26日晚上的一次谈话。那是朱毓芬约请张全福去谈的，没有第三者参加。地点在朱毓芬的办公室。从晚上7点多谈到深夜11点。谈话后的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朱毓芬服毒身亡。朱毓芬没有留下谈话的内容。据张全福讲，先是研究引进项目的设计、施工计划以及生产准备、人员培训等问题。最后，当朱毓芬主动征求张全福对她入党的意见时，“谈崩了”。
3封内容简短的遗书，放在死者的办公桌上。写给局领导的说：“今晚有人这么打击我，我是不能忍受的，很抱歉我不能很好再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留给本厂职工的话是：“感谢党、人民和你们的帮助，使我成长为现在这样能为人民做点事的人，但有人对此是这么惧怕和仇恨，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所以还是离开的好……”她用悲愤的心情同丈夫和女儿诀别：“我们相处这么好，可以幸福的生活，但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只能离开你们了……”
假　如……
化工七厂的职工十分同情朱毓芬的遭遇，对她的不幸去世，无不感到痛惜：“朱厂长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呵！她的死是我们‘化七’的一大损失。”“即将上马的引进项目正需要她来领着大伙干，她却永远离去了！”有的同志念叨：“现在，我还常常梦见朱厂长呢……”
在痛惜之后，化工七厂的职工议论说：“不管怎样，朱厂长也不应该走这条路呵！”是的，朱毓芬不应该死，也可以不死，她的做法确实不可取。然而，究竟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类悲剧的再度发生，使走上领导岗位的千万个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工作，发挥其作用呢？这正是公开这篇报道的目的。要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需要广大读者的思考和广阔生活的实践。
假如朱毓芬身负重任后，工作上能得到厂长的支持，而不是遭到责难；假如她迫切要求入党的心情能够得到充分理解，而不是怪论横生，节外生枝，刁难排斥；假如她在承受各种舆论的压力时，工厂的党组织能够坚决而有力地扶正祛邪；假如在她的心情无比痛苦时，有党组织的领导来开导她；假如谈话那天晚上，身为党总支副书记的张全福，能充分肯定朱毓芬积极要求进步的精神，发生激烈争吵后又能及时做思想工作；再假如，局党组在考察化工七厂领导班子后，能够及时、果断采取措施……那么，悲剧也许不会发生。
从另一方面说，假如朱毓芬是个刚强的人，是个胸怀开阔的同志，那么，她的内在的力量应该能顶住外部的压力，不会为一时的失望而放弃未来的希望，不会因为眼前的挫折和困难而忘掉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然而，她不是完人，她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性格急躁，律人过严，工作方法少，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她的内在的力量还不足以抗争“左”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嫉贤妒能的恶习。
千万个德才兼备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的才能和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了没有？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遇到什么新的困难？善良而正直的人呵，你是否已在思考这些问题？请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