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犯的下场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诬陷犯的下场
新华社记者 谢石言 本报记者 顾 雷
“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
——引自我国《刑法》第138条
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历来为人唾弃。刘文生身为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犯诬陷罪被判处徒刑，罪有应得。应为所有诬陷者戒。
惊人之作
1981年10月，任县开始进行县一级选举的宣传工作，刘文生恰在这时开始了陷害他人的活动。在短短的4个月里，他先后向党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共河北省委等上级机关主要领导同志，发出内容大致相同的8封信，控告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辛仁志“依仗职权，徇私枉法，采用多种手段包庇11个案件中的近30名罪犯，使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逃脱人民法网”，要求上级予以严惩。他在给最高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同志的控告材料上，附了一封短信，强调：“一个小县的检察长能庇护11个案件中的近30名罪犯而逃脱法律的追诉，不能不是触目惊心的。”他还郑重保证，“如有虚假，甘愿反坐”。
刘文生的信，引起中央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在他的控告材料上批示，立即核实，严肃处理。去年2月25日，由中央、省、地三级人民检察院和中共任县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调查辛仁志“包庇罪犯”的问题。
联合调查组到任县后，先让刘文生提供所告11个案件的详细情况和材料来源、证据，又向被告辛仁志询问了有关情况。在50多天时间里，先后调查287人次，查阅了有关案卷和人事档案。问题全部查清后，又将结果逐条同刘文生核对。刘文生对调查组列举的事实极力狡辩，但又提不出新的证据和线索。至此，真相大白，刘文生所列辛仁志的“罪状”都不存在，纯属诬陷。
真相无情
刘文生诬陷辛仁志的手段非常恶劣。仅举以下几例：
例一，1980年以前，辛店公社大留力大队发生砍伐树木的问题，是一些生产队趁分队或划分作业组之机，把原生产队树木低价卖给社员或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后，社员砍伐的。当时只查出6名社员盗伐8棵树，虽然违法，还不能构成犯罪。事情发生后，县委即指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辛仁志和县林业局、公安局的干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查明情况以后，按乡规民约作了处理，对砍伐树木的有关干部和社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让他们植树还林。凡属盗伐的都照章罚款。调查组就处理情况向县委写了书面报告，还向县委副书记王德甫作了口头汇报，这一切都有案可查。这件本来已经作了妥当处理的事，到了刘文生笔下，竟被写成“辛店公社大留力大队赵××等5人，乘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机，在一、两个夜晚，将本村树木砍伐一光”，说辛仁志去检查时，不但“对罪犯包庇下来”，而且“一是不向县委和县院报告调查结果，二是将案卷材料隐弃”。
例二，1981年1月，县二轻局清点综合厂布料仓库时，发现亏库4，907元，要求检察院查处仓库保管员李龙岗贪污的问题。辛仁志批示：“与经委领导同志研究，对李的亏库问题，由经委为主，咱们参加，根据问题的发展再研究下步工作。”经委一位副主任证明，辛仁志同志当时认为亏库中是否有贪污，情况不明，为了慎重起见，提出以经委为主进行调查，如查出李龙岗确有贪污行为，人民检察院再搞，这样做本是正确的。后经有关部门查证，亏库的钱有了下落，李龙岗并未贪污。就是这样一件事，到了刘文生的状子上，却变成：“县院经济科决定调查，因辛与被告人关系密切，将控告材料要到他手，指示办案人员：以经委为主查处，我们不插手。5个月过去了，案件无人过问，罪犯受到包庇。”
例三，刘文生控告说：“1980年4月，县供销社王振计同志揭发业务员张林堂贪污、诓骗4万元的问题。因辛仁志与案件中的案犯是一个公社的，辛遂以借阅案卷材料为名，将全部材料隐弃，虽几经索要，辛拒不还给办案人，一个大贪污案告吹。”调查结果证明，张林堂根本不存在贪污、诓骗的问题。这一案件的有关材料一直保存在县检察院法纪科，刘文生却诬告辛仁志“将案卷材料隐弃”。
其它各件，同前述的手法大同小异，有的蓄意捏造，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加以夸大。大量的证据说明，刘文生对辛仁志的控告完全是蓄意诬陷。
猖狂反扑
联合调查组发现刘文生诬陷他人之后，即向刘文生当面指出他的违法行为。刘文生不但不认罪，反而在1982年4月8日、4月29日、5月7日，连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同志写了3封信，4月16日还给《人民日报》写了1封信，不仅继续控告辛仁志“徇私枉法，包庇罪犯”，还控告联合调查组偏袒辛仁志，威胁、压制和打击他。由于刘文生的反扑，已经离开任县的调查组，不得不重返任县，再次对已经查清的问题，根据刘文生新的控告又做了调查核实，证明刘文生对调查组也进行了诬告。
刘文生原来想告辛仁志包庇11个案件中近30名罪犯的问题，在他1982年所写的这4封信中，除一件未提及外，其余各案均旧调重弹，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事实。
他控告联合调查组将他揭发辛仁志包庇罪犯的问题向辛仁志“和盘托出，向被揭发人交了底”，纯属无中生有。实际情况是：调查组进入任县后，为了查清问题，首先让揭发人刘文生详细提供材料，后来才以汇报工作的方式，向被揭发人辛仁志查询有关的问题。在近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调查组的同志从来没有告诉辛仁志有人控告他。
刘文生说调查组对他进行威胁、压制和打击，也是凭空捏造。如果说有压力，那是因为他心中有鬼，感到事情不妙所致，并非是调查组给了他什么压力。总之，从刘文生的这4封信可以看出，他不仅再一次对辛仁志进行诬陷，而且对联合调查组进行诬告。刘文生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目的卑鄙
刘文生为什么在任县党代会、人代会选举开始之际诬陷辛仁志呢？
选举开始不久，刘文生急忙找到县委书记王金成，“揭发”辛仁志“徇私枉法、包庇罪犯”，同时捏造说辛仁志“不干工作，不相信县委”等，还说检察院的工作大部分是他干的。他唯恐县委书记听不明白他的意思，索性提出：“不能让不干工作的留下，把干工作的调走。”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有人揭发，他在选举党代表和选举县人民代表时进行过极不正常的活动，一方面争选票，一方面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发出8封诬告信，积极为人代会选举检察长作准备，妄图夺取检察长的职位。
刘文生为追求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恶劣品质在任县早有表现。1979年，他在县公安局任秘书时，未经组织批准，就利用职权私自开出公安局的证明，将他妻子和3个孩子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他由此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从不把检察长辛仁志和另一名副检察长放在眼里，经常越权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他甚至给办公室写了条子：“我不参加研究的案子无效，不能盖章。要盖章，必须给我说。”在任县人民检察院出现了一个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凡是刘文生参加研究的事，都能盖上县人民检察院的大印，别的检察长研究的事，则不能盖章。刘文生想独揽大权，没有达到目的，于是走上犯罪的道路。
且不说刘文生是“文革”中得到迅速提拔的干部，单就他权欲熏心，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这一点来看，他从一个副检察长变成罪犯，也就不足为奇了。刘文生本来想使辛仁志受到法律追诉，结果适得其反。他在每一封信上都郑重声明“如有虚假，甘愿反坐”，恰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得到了可耻的下场。现在不是还有人利用社会主义民主，对一些干部、群众使用诬告陷害手段吗？就请这些人看看刘文生的下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