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一组军事题材小说读后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表现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
——一组军事题材小说读后的思考
范咏戈
文学艺术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品格唤来品格”（歌德语），用灵魂撞击灵魂的作用，往往取决于展现主人公理想情操的程度。就近年来军事文学范围来看，作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贵的热情和努力，特别是出现了象《高山下的花环》这样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作品，标志着作家们一种新的自觉。这里，想就个人阅读的一组军事题材小说，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廊里，那些最具理想光彩的形象，都不乏这样的特征：为了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宁可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走上一条充满艰辛而有意义的探险之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要想做人不腻，总须不断追求”的力量。在当代军事题材创作中，这种从精神财富的占有上体现人的价值，展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仍然是它的显著特点。《高山下的花环》中无论是“高粱花子”连长梁三喜，还是“牢骚大王”靳开来，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和功绩，而仍被承认为我们时代“大写的人”，主要在于精神境界的高尚。职位卑微而生活拮据的梁三喜，平时却能以“瘦驼骆”的膂力承担带兵的重担，备尝艰辛而甘之若饴；战争到来时，他不仅冲锋在前，视死如归，而且以担心死后还不上欠帐为遗憾。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操，对当代人来说是一笔多么可贵的精神财富！它含有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双倍重量。而赵蒙生带着照相机和“大中华”香烟来连队时，他是一个精神财富的赤贫。其贫在于：别人不断地寻找、置换着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是为了寻找为社会出力的最佳角度；他在“曲线调动”中，却使这种置换成为有悖社会公益、纯为个人谋利的行为。这样，自然就在众多的“大写的人”面前显出他的“小”来。后来他理想的失而复得才使他的生命具有新的价值。
如果说《花环》对梁三喜、靳开来等当代军人理想情操的揭示，是通过作家对精神财富的贫富这样一种思考来实现的话，那么，《射天狼》写袁翰，则主要是在人物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所表现的急迫感上，在人物个人生活的逆境同追求事业的完美的碰撞中展现了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当超假归队的袁翰在归途中碰到外出训练的车队时，他虽然因为连买一个面包的钱也甩给了家里、饿得快要站不住、同时又面临处分，但当车队要行进时，倒身在炮车踏板上的他，突然跳上车踏板，仿佛忘了自己的困境，对指挥排长叮嘱说：“你只要不慌，一定能打好！”同样，他之所以在实际困难严重到女儿因缺少照顾而死亡的情况下，仍在留队与转业两者之间苦苦徘徊，是因为在他心里，只要感到还有一线希望时，也要尽力把部队建设搞上去；是因为他把带出一支素质好的部队看作是对个人作出的牺牲的唯一和最高的补偿。正是在这里，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被揭示得光彩照人。
在当代生活中，各行各业都要为四化作出一定的职业牺牲。这是当代生活的特征，也是当代人光荣的责任。在职业牺牲中展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是近年来许多军事文学作者自觉的追求之一。军人的职业牺牲，不仅表现在战争中首当其冲，也表现在平时的战争准备中。尤其是那些站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平时要舍弃许多物质文明的享受，去过“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的艰苦生活；要放弃夫妻、家庭的长相厮守，远戍边防或从事艰苦的开发性建设；要以一部分个性发展的克制去换取军人的素质，等等。因此，军人的职业牺牲常常成为历代军事文学作品的题材。可贵的是，我们的作家在表现这种职业牺牲时，笔触不是停留在平面地展览艰难困苦，而是在各自的艺术取景框里，反映出当代军人对职业牺牲的积极态度，艺术地阐明可能一时还不为人们理解的牺牲的价值，由此展现出当代军人的理想和情操。短篇小说《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刘富道作，载《中国青年》1982年5月号）中的大学毕业并娶了“城市闺秀”作妻子的团长，就其气质和条件来说，并不是生来就习惯于军营那种“直线加方块”式整齐划一、单调刻板的生活的。团长的可贵，就在于他懂得“直线加方块”是军人应当作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职业牺牲。因此，他从这种缺少含情脉脉，缺少星期天的饺子的生活中，体验到了音乐感。他能够在妻子以或吵闹或娇嗔的方式要求他放弃“直线加方块”时，说服暂不愿随军的妻子达成互不干涉的“双边协定”。团长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职业军人与老百姓的“距离感”，正是军人对职业牺牲的可贵的自觉性。
《直线加方块的韵律》表现的是平时不容易看得见的军人对职业牺牲的态度，而短篇小说《在密密的森林中》（朱秀海作，载《人民文学》1982年8月号）表现的是军人职业牺牲中一种惯常的形式。护线兵韩国瑞在千家万户得以团聚的春节前夕接到母亲病危来信，作为一个儿子，他在哨位上盼望此刻指导员能来替他下山；但当风雪阻挡了消息、指导员没有及时赶到、他也未能赶在母亲去世前见她老人家一面时，他作为一个战士，把军人的责任放在首位，将巨大的痛苦深埋在了心里。当新年的钟声敲起时，他能够象往常一样接通故障台的电话，以平静的声音向上级、也是向祖国和人民报告：“线路畅通，一切正常。”韩国瑞的形象，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这一组作品，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这就是表现了作家们清除了“无冲突论”和“高大全”等“左”的创作律条的影响后，在表现军人的职业牺牲和他们对于牺牲的积极态度时，没有故意去回避人物内心的矛盾以及克服这种矛盾的过程，因而作品中人物的真实感都很强。袁翰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但作品却写了他“最难割舍的是妻子”。当他在候车室里看到一名探家归来的军人要吻一下久别的女儿，女儿哇地一声哭了时，他受不了这种感情的刺激，终于提起旅行袋折身回家，在妻子身边一住二十天，犯了超假的错误。这样写，是很需要些艺术胆识的。试想，如果不这么写，袁翰就不成其为袁翰了。当然，作品更写出了当袁翰受了处分，回连队看到他的战士们那流溢着热切关怀的瞳仁时，他感到“这世界上除开妻子，最难割舍的便是这些战士了”，也是非常真实的。《在密密的森林中》从写法上就是适应主人公一个人在哨位上思念母亲、切盼下山的心情的。它并不回避一个战士内心反复斗争达到克服的过程，使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兵。在这组作品中，人物在职业牺牲面前心灵的轨迹都是历历可辨的。不妨认为这是军事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进步。
近年来的军事文学在表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上固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同时也必须客观地看到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还有不少“就事论事”式、不能从展现当代军人的理想情操去扣动社会脉搏，产生较强艺术力量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个别由于认识生活上的偏颇和艺术处理上的失误，产生了消极社会效果的作品。中篇小说《他就是他的倒影》（载《收获》1981年第5期）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倒影》中主人公是一个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功臣、连队政治指导员田炜。他曾在插队时与女知青夏晴非法同居并生了孩子，入伍后将她抛弃。在他发现本连战士栓栓同情并爱上了夏晴时，他出于嫉妒又百般刁难栓栓入团。在他看来人生是一种无聊的游戏，“生长，上学，娶个女人，衰老，最后死亡……其实，人同眼前树上的小鸟、绿叶，又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细胞粘连的形状不同，旅程长短不同罢了。”他虽然由于第二次爱情的不满意产生了探家时中途下车，去寻找夏晴的行动，但终于还是在这一场“灵魂拚杀”中败下阵来。应当说，作者并没有以同情或者欣赏的方式把握这个有着“骇人的卑污”的灵魂。但是，整个作品仍让一种对生活力量的失望感笼罩了读者的情绪。我以为原因在于，当作品试图在田炜与栓栓的对比中表现当代军人不同的心灵世界时，由于过分追求田炜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化”，忽略了对生活所具有的洗净这肮脏灵魂的力量的表现，因而使作品成为田炜式颓废人生观的客观展览与直露宣泄。作品中烈士栓栓的鲜血，夏晴的节操、寒寒的女儿之情、农民们鲜明的爱憎，以及田炜自身的荣誉，这一切美的声音被不适当地处理得十分微弱；而当这一切都被表现为无力使田炜达到精神上的“复活”时，人们便很难从作品中感受到生活的力量了。
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总是注重从生活力量的表现上体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同样是以自卫还击战为题材的《高山下的花环》，在处理赵蒙生这样一个形象时，便突现了战争对于他的灵魂净化的力量，让一个一度锈蚀了的灵魂在战火中得到新生，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写出生活对赵蒙生的惩罚。因而，作品虽然也写赵蒙生、包括吴爽这样非社会理想体现者的形象，却并不给人带来对生活的失望感，反而更感到生活之伟力。我以为，描写人物精神的“复活”，并不仅仅是一种结局的安排，更不是硬加的一条“光明的尾巴”，而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仅仅满足或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的“复杂的性格”，倒是很容易使作品流于卑污灵魂的展览，失去作品应有的审美价值和积极向上的艺术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