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捩点，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引起我国内外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开赴抗日最前线。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达到新的高潮。当时奉命在西北“剿共”的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即十七路军）。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的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设在西安。东北军官兵因亡省亡家之痛而怀有强烈要求抗日的情绪；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早与共产党有历史关系，对“剿共”战事本来就不积极。当他们同红军打仗受到重创后，在全国抗日高潮和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便越来越怀疑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逐步同共产党和红军建立起联系。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奠定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团结合作的基础。8—9月间，党中央又派叶剑英为常驻代表赴西安。那时，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在西安等城市和地方，都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张、杨加紧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
蒋介石对张、杨部队的动态渐有所闻。但因处理“两广事变”，不及抽身北上。10月22日，蒋到西安，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军事。这时绥远抗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援绥运动急剧高涨。12月4日，蒋介石再到西安，指令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显然，两种方案张、杨都不能接受。他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7日，张学良到蒋的驻地临潼华清池，向他苦口极谏，痛哭陈词，结果遭到申斥。第二天，他商得杨虎城同意，定下捉蒋“兵谏”的决心。12月9日，西安青年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会和请愿游行，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诚，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兵谏”的决心。10日、11日张学良继续对蒋劝谏，同时即部署“兵谏”行动。11日夜，张、杨两将军坐镇新城大楼，共同指挥行动。
12月12日，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凌晨五时，张学良所派自己的卫队进抵华清池，迅即粉碎蒋氏卫队的抵抗。蒋听到枪声，仓皇着睡衣逃跑。在翻越后墙时，跌伤脊骨，拚命爬上山坡隐蔽。黎明时被发现，带回城内关押。杨虎城派部队迅速解除城内一切蒋系武装，控制各处冲要，逮捕蒋的军政大员陈诚等十余人。邵元冲企图逃跑被当场打死。
捉蒋后，张、杨立即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当日发出通电，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遵行孙中山遗嘱；召开救国会议。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蒋介石被张、杨逮捕的消息使国内外大为震惊。南京政府顿时陷入混乱，何应钦等亲日派力主讨伐张、杨，而亲英美的宋子文、宋美龄等力主营救蒋介石。他们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同英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希望挑起中国内战，便于它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英美等国则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国出现对抗日本的局面。他们积极展开活动，力图对事变进程施加影响。对于革命人民来说，蒋介石被逮是称心快事，许多人都有杀蒋泄愤的情绪。国内外尖锐的阶级矛盾，一时都集中在西安这个狭小的舞台上表现出来。13日，南京政府下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氏兄妹委托英籍顾问端纳往西安探听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命中央军开进潼关，派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17日，又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两集团军总司令。其时，各地军阀代表也陆续赶到西安。有的对张、杨表示支持；有的观察动静；有的则企图混水摸鱼。形势异常紧迫而复杂，处于斗争漩涡中的张、杨两将军焦急地期待着中共代表团的到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事变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是通过谈判达成停战抗日的协议；一是处理失当发展成全国的内战。经过讨论，统一了党内思想，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实现全国对日抗战的方针，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赴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举行和平会议。同时应张、杨要求，调动红军准备迎击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6日，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恩来先后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充分肯定了他们的爱国行动，同时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指出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于国家民族最有利的前途。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的方针。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睚眦必报的性格，惟恐他将来要寻机报复，开初对谈判释蒋表示犹疑。经过周恩来耐心解释，终为大义所动，诚恳地支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周恩来还广泛地会见了西安知名人士和各界代表，他们对促进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端纳于14日抵西安，15日飞洛阳以电话向南京报告蒋的安全，说明张、杨并无加害之意。20日，宋子文到西安，见了蒋介石，并与张、杨及周恩来会谈，随即返南京。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等再到西安，次日，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两天后达成了以中共代表的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救国办法。
狡猾的蒋介石声称以“人格”担保，而不在协议上签字。24日，即达成协议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与蒋会谈，批评了他十年来的反动政策，指出团结抗日是唯一光明的前途。蒋介石表示承认达成的六项协议。
张学良担心日久生变，于达成协议第二天，即仓促地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扣押，东北军和西北军随后也被分化并调离西北。
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形势，蒋介石还不敢撕毁协议。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调整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中共中央为迅速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实现两党重新合作，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并声明，如国民党决定以此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结束内战的决议案。鉴于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以迎接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次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抗日的宣言。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谈话会，讨论对策。17日，蒋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威胁到南京政府，就只有出以抗战。同一天，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到庐山与蒋会谈。蒋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蒋介石被迫于8月22日宣布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发表中共于7月15日送交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第二天，蒋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于是，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
（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