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曲微言——从改编《西厢记》所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随笔

顾曲微言
——从改编《西厢记》所想到的
宋振庭
承改编作者马少波同志的盛情，我有机会看了北昆的《西厢记》。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这一瑰宝，也可算是立于世界文学史屋脊上的这一高峰，能按元曲、杂剧形式使之演出，再现于舞台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大事，没有人敢冒险，敢动这块如神物般的古典名著。这笔帐，中国文艺史、戏剧史在想要开创新局面的今天是早晚要还的。在剧场见到少波同志时，我说“你真胆大包天，不怕佛头着粪之讥”。我这话有双关之意，既有鼓励，也有一些担心。作者前不久改编《临川四梦》之一《牡丹亭》，这一回，又改编了《西厢记》，这股锐气令人佩服。
《西厢记》、《牡丹亭》不改编很难上演，作为乱弹，这还好办，作为元曲杂剧就难死人也。如果是京剧的红娘、豫剧的拷红，用不着费话，毋庸多议，但标明王实甫的《西厢记》，这就得好好端详端详。要知道，不但中国人，外国人也有不少人以研究此名著而得了博士学位的。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这个文学典型，实在难死人也。她浑身浸透了宰相贵族大家之女的极沉重的内心矛盾心理。这不怪别人，元稹的《会真记》就这么规定了，王实甫、董解元的再创造，也基本忠实于其典型性。啥叫典型？陈伯华同志以其演员的行话说：“演这个人，就得象这个人家的人，说这个家庭的话，行这个家庭的事，按这个人家的规矩办”。我看这是对恩格斯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顶妙的中国式的注解。
莺莺可否解放一点呢！青年人看《红楼梦》，就不明白林黛玉为啥不搞自由恋爱，为啥那么委委屈屈的死去？现在不是李白都可以和杨贵妃在沉香亭幽会，倾吐心曲嘛？不是有恋爱就得追呀追呀，都得在草地上滚嘛（而且还得有慢镜头）。“文化大革命”前康生大放厥词，“要打倒西厢记，解放崔莺莺”，并发命令代之以东墙记，而且也真有人奉命唯谨上演了《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结果如何呢？一个老头观众说：看了一晚上，就是一出搞破鞋的事！
凡历史名著的典型生命力，是其艺术的核心，如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软弱性格），已被称为“哈式心理”类型。如把他解放一下，变成发动玄武门政变，并以《宫门带》一剧演之的李世民，那还有什么哈姆雷特？不管什么崔莺莺，杜丽娘，董秀英，反正都一样。一道汤，这样演省事。但还有更省事的呢，比如若都参加共青团，按新婚姻法起诉，不更痛快嘛！看完戏上台，让我说话，我说我双手高举，拥护朱穆之部长的话，昆曲不能停步，要提倡，也得敢演大名著，从这个意义上我不是吹捧改编者，为北昆作广告。但我又说了一句话，就是“西厢记可千万别演成东墙记。”我绝不是说此次改编已变成了东墙记；但这个危险非杞人之忧，遍观今日的舞台“溶西厢和东墙于一锅”的事，大概不是我的污蔑之词吧！而且还有叫人更打寒战的事呢！
改编名著，前人就视为畏途，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连元曲四大家之首席关汉卿，相传他续写的西厢记第五本，“金圣叹还骂得个狗血喷头”。这桩公案，稍弄文艺的，尽人皆知。但我想正面提个建议，在改编名著时，可得谨慎一些。第一，既是改编，又是名著，总不是新创，就应该辛苦一些，谨慎一些。不薄今人爱古人，既不可照抄无误（这倒危险性小），可别大刀阔斧，另起炉灶。要另起，咱们就重写，爱咋写就咋写。第二，文学的基本典型规定性，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第三，区别精华与糟粕。最精华之处，即一戏之胆，不必摘除胆囊。糟粕陈言务去之，一般之处也是可以动的。第四，尊重艺术演出的类型要求，元曲得是元曲，杂剧得是杂剧，乱弹就是乱弹，比如二人转的“听琴”，就一口气唱了几十个“莫不是”，而且红娘还可以唱“煎饼卷大葱”呢！
写完以上一些“微言”之后，我也有点顾虑了：这顾虑就我是有言在先：我非顽固派、保守派、棍子派。第一，我拥护上演，我拥护有人敢改编名著，而且得有豁出去的精神。第二，我也声明：这是一件苦差事，费力不讨好的事，尤其名家，如老朋友马少波同志，责在楷模，这次改编成绩固然不小，但可斟酌研究之处也还不少。因为：若是年轻小友写的，我也不会写这些多余的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