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艰难——写在湖南大学两教授来信发表两个月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步履艰难
——写在湖南大学两教授来信发表两个月后
本报记者　毕传永　吴兴华
《光明日报》发表记者来信，本报发表石任球教授、彭肇藩副教授来信，反映湖南大学知识分子政策远未落实，至今两个多月了。两个月后湖大有什么变化？这里报道一点记者最近的见闻。
沉闷的局面冲开了
教师们高兴地告诉记者：尽管学校的问题这次能不能根本解决还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两封来信的发表如同一声春雷，把湖大沉闷的局面打破了。多年来捂着的问题这下子被捅开了。仅此一点，大家就感到庆幸。因为湖大的知识分子虽一再要求落实政策，过去校方领导却一直充耳不闻，不予理睬。现在把问题捅开了，真不容易啊！
去年7月，湖大有一个《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情况的报告》，代表了一个时期以来学校领导对该校落实政策状况所作的估价。就在这个报告写成之前不久，民盟湖南省委去该校调查了存在的问题，《光明日报》披露了该校一起“署名事件”，反映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被人侵占。尽管如此，那份报告还是把湖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成绩，说得满而又满。报告完全无视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彻底平反的事实，说“没有发现什么新的问题”。报告还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总之，执行政策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知识分子的呼声还是要反映出来的。去年8月，湖南省政协派出调查组，去湖大听取了100多位教师和有关各级负责人的意见，于9月28日写出了一份很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反映由于各项政策不落实造成很多知识分子心情不舒畅，政治上、生活上有后顾之忧，积极性受到压抑，想离校的甚多等情况，直接批评了当时的党委书记张健的许多错误言行。这份调查报告引起省委重视。毛致用同志批示：“针对存在问题，按照党的政策切实加以解决。”焦林义同志批示：“请省文教办、教育厅共同派人前去就所反映的问题认真检查解决。”奇怪的是，由省文教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德隆同志带领的调查组，背离上述精神，不是去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是对省政协的调查报告进行反调查。他们对那份报告逐条逐项地批驳、否定，说“这是欠妥的”，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连行文的结构、段落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形式。这份长达29页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学校存在什么问题，结论自然是：湖大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真是好上加好，这就把那里的问题封得更加严实了。
了解了这些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湖大的知识分子一听到揭露本校问题的来信发表，就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兴奋心情。沉闷的局面终于冲开了。现在，人们看到的问题，远比来信中揭露的要严重得多。没有彻底平反的冤假错案，不知超过信中所列举的几多倍。有的案件，申诉人写信八十余封，登门一次又一次，一直不得解决。不少案件留的尾巴非常离奇。据初步摸底，这次要求学校复查和落实政策的，达995人之多。这样，直到来信发表前不久还在党委副书记嘴里炫耀的、用以堵人之口的“我们学校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进单位”的假象，就被事实完全揭破了。
担心的情绪在增长
两个月来，在中共湖南省委和机械工业部的督促下，学校党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工作：党委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下设由十多人组成的办公室，着手清理历次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先后举办了副处级以上和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学习班，学习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大家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无线电教研室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兼教研室试验室主任龚宪章同志不该在别人著作上署名的问题作了结论，对他长期压制、打击教师又拒不认错、改错作了组织处理，宣布他不宜担任教研室的领导职务；召开了两次全校性的大会，为一些政治上蒙受冤屈的教师和已毕业的学生平反或“割尾巴”。
记者发现，尽管所做的工作可以数出这么多，各方面的评价却并不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工作的进展并不满意。教师们认为，两个多月过去了，学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真正解决的问题还太少。不错，开过两次平反大会。但从宣布的事件看，属于这次新处理的问题虽有几件但多数是过去早已宣布过了、解决了的问题，这次仅不过放到一起再来宣布一下。而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不只是解决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这一项，还有许多近年来受到打击、压制的事件也迫切需要解决。例如机械系热处理教研室讲师易文质，1979年经长沙机械工程学会同意，与校外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合编了一本《考工复习题解》，由该学会出函，在《长沙晚报》印刷厂印刷，交待业青年销售。1980年4月，这本书被定为非法印刷品，书被没收，易老师也被说成“投机倒把”、“经济不清”、“牟取暴利”（其实他并未得到一分钱）的人。这件事的功过是非并不难澄清，可是至今没有解决，他还背着沉重的包袱。至于一些相当负责的干部，犯有打击、压制知识分子的错误，也还没有触及。
两个月来，校党委一直说要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口号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实际的收效却很有限。从记者接触到的情况看，并没有哪个受“左”的思想影响严重的人作出了深刻的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校领导也同意这个估价，只是说：“这是很自然的。”相反，抵制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奇谈怪论，却听到不少。一些明显的错误言论，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
记者着重了解了学校抓的三个重点教研室之一——铸造教研室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情况。从3月23日到30日，他们开了8个半天的会。校系两级有七、八位同志前去听会。党委副书记、总支书记在会上除不断指出发言不要过激外，都没有用自己深刻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自我批评去引导大家。会议开成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激烈的思想交锋和论战，结果，并没有真正达到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分清是非，增强团结的目的。党委副书记最后不得不说：“开了几天会，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这样散会了。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教师在两封来信刚刚发表时的那种兴奋情绪也就逐渐低落下来。担心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会不会走一下过场了事的心情越来越重，疑虑也重新增多。有的教师昨天向记者讲了自己的遭遇，今天声明一律作废。
关键的一步没有走
湖南大学这一段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为什么效果这么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左”的思想严重，以致影响到政策未能很好落实的负责同志，没有参加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行列中来。
例如刚刚离休不久的前任党委书记张健同志，不但长期在湖大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负有领导责任，而且据众多的群众反映，他对待知识分子就有过不少的错误言行。他虽然离开了湖大的领导岗位，但他的思想作风在干部中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消除。他现在站在一旁散布不满情绪，说什么省政协的调查有“政治阴谋”。在湖大的问题已经这么明朗了的情况下，他居然还说这样的话。所以，许多教师、职工认为，请他站到清理“左”的思想影响的行列中来，不仅对弄清过去多年的问题有必要，而且对推动当前工作有必要。
又例如，长期担任党委组织部长的李梅林同志，他的一些想法做法同大批冤假错案得不到彻底平反，是很有些关系的。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人们没有听到他作出象样的自我批评。不仅如此，当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讲到，有一大笔应当用于落实政策的款子被学校挪用了时，他还责问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
省委书记焦林义同志在两封来信发表的第五天，即2月28日，就指出党委要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应当说，清理领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影响，是全校清“左”的关键性的一步。可惜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一步并没有走。现在，湖大许多教师、职工对这两个月的进展不满意，意见主要也就集中在这一点上。有的基层的同志说：我们是“生产队长”，都听上面的，光叫我们清“左”，赔情道歉，我们想不通。确实，党委自己不清理，只叫下面去清理，实难奏效。现在湖大的党委会，是去年11月底选出的。他们有一个想法：造成湖大这么多问题的，是上一届党委，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只要在我们手里把政策落实好就行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行不通。这样把上届党委和本届党委分成毫不相干的两段是很难的。何况新党委成员中，除书记是刚刚调来的以外，其余都是原在校系两级担任负责工作的同志，其中有的也干了不少打击、压制知识分子的事。他们接任已有五个多月，两封来信发表也有两个多月。他们怎么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呢？
最后再讲几句湖大知识分子想说的话：那位主持写了反调查报告的省文教办的负责同志，如果在湖大党委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时，也能前去助一臂之力，作点自我批评，对湖大清理“左”的思想影响，肯定是大有帮助的。
人们希望湖南大学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中迈出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