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 挥霍公款 挟嫌报复 北京电器公司某些负责人违法乱纪为何得不到处理？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来信

滥用职权 挥霍公款 挟嫌报复
北京电器公司某些负责人违法乱纪为何得不到处理？
编者按　朱利同志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张庆泰同志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经了解，他们来信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1981年7月，根据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对北京电器公司问题所作的“此风非刹不可”、“查清后严肃处理”的批示，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经委等7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已基本查清，于同年11月向市委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做了汇报。市纪委、市经委领导同志责成市机械局党组在12月10日以前，提出处理意见上报。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多次催促，机械局党组一直未报，以致宋、常等人的问题至今未作处理。该公司广大职工殷切盼望这个拖延已久的问题早日得到正确处理。
朱利同志的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0年调整工资时，我任公司机关调资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调资摸底、制定方案等工作。大多数同志要求此次调资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同意1977、1978两年都升过级的经理宋学良、党委副书记常治国等这次再升级。我支持这些意见，就惹恼了宋、常两人，他们于6月下旬宣布撤销机关调资领导小组，并借口不设专职支部书记，免了我的公司机关支部书记职务。宋、常等少数人在市机械局党组书记郅文林的纵容下，为所欲为，严重违反调资政策。公司领导干部，除党委书记靠级外，其余副书记、经理、副经理都升了一级，升级面大大超过规定。
宋、常不仅免了我的支部书记，而且在和我谈调动工作时，两人一唱一和对我讽刺挖苦。我在7月份一次党支部会上，当面批评了宋、常。会后党委书记和宋、常等人找我谈话时，批评我在支部大会上给领导提意见是错误的，影响安定团结，要我在下次支部大会上检讨。我说：“党章没有这种规定。”
从1980年9月开始，我先后向中纪委和国家劳动总局写信，反映宋、常在郅文林纵容下，调资中弄虚作假、搞不正之风、打击排挤提意见的干部等问题。揭发信转来转去，转到了郅文林手里，他们就更恼火，把我视为眼中钉。郅曾多次向宋等打招呼：“你们机关人员太乱，告状的人多，你们要抓，不抓要出问题。”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有人（指朱利）告状，揭发公司多发了奖金，要不然每人可再发四五十元，现在我们不敢发了。”引起很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对我不满。1981年3月初办了三天党员学习班，常又在会上说：“有的十六七级干部，搞得公司无风三尺浪”，动员大家找“不安定因素”，提出“要提高警惕，防阶级敌人”。有的党员问指的是谁，他们明确答复是朱利。
市委派出联合调查组于1981年7月来公司。经过半年的调查，宋、常等人对我打击报复等问题已基本查清。但由于郅文林从中作梗，问题一直未作处理。
国务院发布了老干部离休的规定，他们认为这又是把我弄走的好机会。去年11月27日，党委通知我离休。12月初，又催我立即办理。我没有法子，又写信给市委。不久，市纪委通知机械局：“在电器公司问题未处理前，朱利的离休先不办。”对上级党组织的关心，我内心非常感激。
两年多来，我先后65次向上级各有关部门反映公司的问题和宋学良等人对我打击报复的情况，尽管上级领导很重视，但问题至今未得解决，阻力就是来自机械局党组书记郅文林。宋、常等敢于坚持错误，甚至在上级屡次制止之后，仍继续寻机打击报复，就是由于受到了郅的支持和包庇。
为了严肃党纪，搞好党风，教育干部，我再次要求严肃处理这一打击报复事件。
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　朱　利
张庆泰同志的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是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工程师、公司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几年来，由于我对公司经理宋学良等人的胡作非为有所抵制，并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遭到他们的排挤和打击。他们的主要问题有：
1、不懂企业管理，滥用权力瞎指挥，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进行专业化调整时，宋学良等人不搞调查研究，不听取职能科室和专业人员的意见，不进行可行性分析，就轻率地拍板定案，结果造成严重浪费。仅北京电器冲压件厂和北京电器塑压件厂两个厂就损失360万元以上。
2、违反财经纪律，挥霍公款，请客送礼，买小汽车，利用职权牟取私利。1979年底至1981年7月，仅召开用户座谈会等会议9次，请客送礼就开支近3．9万元。为摆阔气，花了23万元买小汽车。宋学良等看电影、上饭馆，甚至有的人送家属到数百里外的老家去探亲，也用小汽车。1980年调资时，他们违反调资政策，弄虚作假，不走群众路线，宋学良、常治国4年内连升三级。宋学良等3人侵占电力电容器厂职工宿舍，通过该厂厂长各搞到一套单元房（房子问题，后来市委已作处理）。宋学良的儿子，在没有招工指标的情况下，仍在工厂安排为正式职工。
3、排挤打击坚持原则的干部。1980年初，宋学良等人花公款让各科正、副科长到北京烤鸭店吃烤鸭，我不去，宋学良大发雷霆：“就是你张庆泰革命！”原公司质量科科长冯永录，拒绝参加吃烤鸭，并提出了批评，他们就把冯调到北京第三开关厂。原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朱利同志不同意宋、常连续升级，就遭到一系列打击。宋等曾散布：“张庆泰、周根法（公司财务科长）等人告我们的状”，“以后一个一个地整”。有的党委成员主持公道，也受到他们排挤。现在，他们还在策划把其他一些坚持正义、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的同志调出公司机关。而对跟着他们跑的人，则予以升级、提拔和重用。
宋学良等人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是因为有市机械局党组书记郅文林的支持和包庇。宋学良等人处处讨好郅文林。郅文林的女儿原是北京变压器厂的工人，宋学良指名将她送到机械局党校财会班学习。结业后，又将其调到电器研究所任会计（原有会计被挤走）。后来还弄虚作假为其评定职称，去年又突击发展入党。郅对宋等千方百计加以包庇和袒护。1981年7月，市联合调查组经过近半年调查核实，已将宋学良等人的问题基本搞清，报告市委有关领导。1982年4月，郅文林来到公司，和宋学良商量后，找有关人员重新调查，划框框，定调子，散布“对朱利不能定打击报复”等言论，企图否定调查组的调查。
从1980年开始，他们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排挤和打击。我原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由于我开始揭发了宋等的错误，突然调我到技术科当副科长。宋学良又在科研经费上卡我，使工作受严重影响。
他们把我强行调出公司机关，上级主管部门一再通知他们先不要调动，他们根本不听，于4月5日强行下了调令。
我恳切希望有关领导机关抓紧处理电器公司的问题！现在我们公司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好人受压，歪风邪气上升，再不及时采取措施，党和人民的利益将继续蒙受巨大损失。
张庆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