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介绍薛暮桥同志近几年来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介绍薛暮桥同志近几年来对经济科学的贡献
任涛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党的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指引下，经济学界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许多人独立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大胆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种种设想，不但繁荣和发展了经济科学，而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在这个时期的贡献是很可贵的。
薛暮桥同志在经济科学上有深邃的造诣。早在三十年代初，为了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就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写了一些论文。四十年代，他在山东解放区民主政府主管经济工作期间，成功地运用货币、贸易等经济手段，领导了在对敌斗争中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战争供给的艰巨任务。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处在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在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协助周总理和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同志处理日常经济工作期间，积极参加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物价、改造私营工商业等各项重要工作。之后，他主持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物价委员会，作为第一任负责人，对新中国统计工作和物价工作作出了贡献。在1960年以后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他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对国民经济的各项重要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从“大跃进”和1959年的经验教训中深深感到，只重视速度、不重视比例和效益，只突出重点、不注意统筹安排，只讲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势必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协助李富春同志起草的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建议，受到周总理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周总理把它概括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党中央批准后在全国贯彻执行。这期间，他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特别是在稳定和调整物价工作中，是很有建树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薛暮桥同志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他着重批判了“四人帮”提出的所谓反对唯生产力论的荒谬观点，批判了“四人帮”对按劳分配的诋毁。他对“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薛暮桥同志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大胆冲破禁区，实事求是地深入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这方面，他写了不少文章，做了很多报告，特别是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集中地反映了他所做出的贡献。这部书对于我国经济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探索我国三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当前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给了人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系统地阅读了这本书。目前这本书已成为我国大专院校经济系的必读教科书。
首先，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指出：客观经济规律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就要受到惩罚。我国过去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主观过分夸大了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根据我国的经验教训，他提出了必须遵循的三条原则：第一，要尽可能地满足人民当前生活的需要，使人民生活水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有所提高；第二，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积累率一般控制在25％，至多不得超过30％；第三，在积累基金的使用上，在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其他各种福利事业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防止片面性。为了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往往不适当地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积累所占比例过高，不但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各生产部门之间及骨头和肉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他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指出：我们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农业生产主要靠手工劳动，保持着半自给性质，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加需要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和采取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如果生搬硬套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某些原理，就必然要犯“左”的急于过渡的错误。例如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极端不平衡的条件下，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会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又例如，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问题依然是首要问题，必须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不把农业的基础打结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是建不成的。在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应当相应地采取大、中、小并存，自动化、半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和传统的手工艺同时并存的方针。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一些骨干企业和某些关键部门采用世界水平的尖端技术。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薛暮桥同志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他依据三十多年建设的经验，揭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必须自觉地经常地保持比例。特别是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控制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并使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不超过国民收入。同时，要适当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必须克服我国长期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妨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就更应当严格管理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多发展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和服务性行业；重工业也要发展，但应尽可能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以便逐步恢复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比例关系。
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对于如何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他指出，必须在坚持计划指导下学会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作为计划管理的补充。同时，在实行计划管理时，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其中也包括价值规律。当前，为了更好地保证指令性计划的执行，必须加快制定各种经济法规，以防止地方或企业滥用自主权来冲击国家计划；同时，更重要的是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把它们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不但指导性计划要善于利用经济杠杆，指令性计划也要善于利用经济杠杆，至于市场调节，则只能完全利用经济杠杆指导他们的发展。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的改革。这两个问题，不仅是老大难，而且是体制改革的两大前提，必须积极开展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以便在条件具备时逐步进行改革。从我国当前情况和历史的经验来看，稳定物价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物价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变化，许多方面的价格显著地背离价值。因此，今后物价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一是稳定物价，一是物价合理调整。就是说，在保证主要生活资料价格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要善于利用价值规律，因势利导，以便使各类产品的价格逐步接近它的价值，并有利于保持各类产品供求的平衡。关于工资制度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铁饭碗”问题。不破除只能升不能降、只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就不可能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制度。尽管这件事干起来很不容易，但不能老是搁着，越搁就越严重，越难解决。
针对当时我国劳动就业上存在的困难，他指出：
“从长期来看，必须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不适当的增长。从目前来看，必须为城乡人民广开就业门路，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方便人民生活的事业，都应当提倡，不应乱加限制。”
他还认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分配入手的，但必须重视流通体制的改革，不认真解决流通体制的问题，就很难进一步把生产搞活。为着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他始终坚持“不应当禁止长途贩运，而应鼓励社队收集山货土产，卖给供销社或自己运到城市里来销售。社队商业不但可以贩运山货土产进城，而且应当允许他们贩运工业品下乡，满足农民的需要。当然，在允许长途贩运的同时，必须加强市场管理。”
对于外贸体制的改革，他指出：要在统一对外的前提下，发挥各方面经营外贸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以生产企业、外贸企业为实体的，经营、核算、盈亏相结合的，按换汇率考核的外贸体系，以扩大出口，促进对外经济交流。目前，敞着口向国家报销外贸亏损的办法，不能再长期继续下去了，要逐步推行进口代理制度，即由外贸部门负责进口某些大宗产品逐步改由使用部门委托外贸部门进口。进口商品应按进口的实际价格由使用部门结算，外贸部门只收取一定的代理费。
他写了不少文章，论述了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吃够了高速度、低效益、图虚名而未得实惠的苦头，在调整期间，我们宁愿把生产增长速度放低一些，用大力来提高经济效益，为今后的经济高速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特别强调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不仅要从微观经济方面做好企业的整顿工作，用最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生产出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类产品；而且，还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做出种种努力。首要的是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就要“一靠调整，二靠改革”。只要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都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在二十年内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薛暮桥同志从1980年7月主持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以来，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提了不少好的建议。例如，逐步推行以税改利，从而改进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关系问题，企业的技术改造深入发展是国民经济转入良性循环的关键问题，等等。同时，由于他在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中注意邀请和组织各业务部门和理论界的同志一起共同讨论和研究现实问题，对于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薛暮桥同志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而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他总是密切联系实际，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研究各种带有战略性、长期性、综合性的经济问题。他常常告诫周围的同志，搞经济学，一要理论联系实际，二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能跟“风”，更不能当“风派”。五十多年来，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现在，薛暮桥同志已是高龄，但依然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探索着我国经济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