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朱晶
中国作协举办的1981—1982年全国报告文学评奖，是对两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人们欣喜地看到，本届获奖作品及许多佳作，发扬报告文学的战斗传统，在思想和艺术上又有了新的开拓，并提出了报告文学发展中一些值得探讨的课题。
题材不能决定作品的成败，但题材却关系到作品的时代感。从这两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来看，在题材上又有了新的开拓。
第一，塑造了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特别是那些开创新局面的人，那些矻矻以求的自学成才者，那些生气勃勃、锐意改革的闯将，那些在困厄的条件下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知识分子……。
鲁光的《中国姑娘》发表于我国女排夺标之际。作品通过大量事实，展现了一代一代运动员勇攀世界高峰的艰苦卓绝的历程。报告文学甚至写了这样两个细节：女排早年出征波兰，某些外国人曾“好奇地想看一看中国姑娘是不是‘三寸金莲’”；在东京的一次世界大赛上，女排因失利而不得不充当向胜利者“挥动黄手绢”的角色。屈辱和失败，激发了拚搏的志气；最艰苦、最高水平的训练，夺来了胜利的金杯。中国女排发愤图强、龙腾虎跃的雄姿，不正是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写照吗？！
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了，黄宗英的《桔》，蒋巍、贾宏图的《大洋的此岸和彼岸》，戴晴的《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在同类题材中写出了新意。当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事业及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身上那长期被偏见埋没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美，仍有进一步挖掘的余地。同时，读者也希望更多地看到奋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战士们动人事迹的报告。
第二，报告文学的战斗锋芒和思想深度，取决于对变革时期纷纭复杂社会矛盾的全面认识和准确反映。热情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而未能写出新生事物成长的艰巨性，敢于揭露矛盾却把握不住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趋势，都会影响报告文学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目前，报告文学创作的弱点，恐怕仍在于回避现实矛盾的倾向。因此，人们有理由珍视那些正面描写四化建设动力与阻力的矛盾斗争，反映人民改革要求的报告文学作品。
凤章的《路的呼喊》，抓住二十几公里的“宁六”（南京到六合）公路做文章，以小见大。一段小小工程，耗资三千万元，造了三年，号称“一级公路”，可使用三个月便“全线崩溃”，变成“搓衣板路”。因由何在？原来是里应外合“拔毛”、“割肉”的恶果。从整个作品看，笔里藏锋，尚有未尽之意，就文中涉及内容看，报告有数据，有活证，有揭露，有分析，比较有力地抨击了猖獗的不正之风。《啊，龙！》（李君旭）所描述的杭州汽轮机厂独立自主发展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坎坷经历，也颇具深意。这个厂的领导班子，为引进真正现代水平的技术，要与外商周旋；为闯出自己的生产路子，又要与国内某工业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斗争，两面作战，备尝艰辛。“东方巨龙”怎样才能腾飞？杭汽厂即是缩影。作者发掘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家智慧、气节、魄力的胆识，值得赞赏。
第三，许多报告文学触及了党风这一为千百万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既写出了共产党人的耿耿正气，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陈祖芬的《共产党人》，孟晓云、丛林中的《还是那双眼睛》，都找到了表现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独特角度。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乔迈的《三门李轶闻》。作品叙述的普通农村党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遭遇和作为，具有很大的尖锐性。三门李四队划分作业组的时候，五名党员全被“孤立”了出来，这时，他们没有指责别人“不要四个坚持”，而是从自己的党员模范作用找出了原因，毅然“插旗建组”。他们“分组不分心”，不但以苦干夺得了高产，还“讲究风格”替群众办了许多好事，重新恢复了党在那里的威信。我觉得，这篇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报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其一，直接反映农村变革，至今还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而它写于1981年初，表现了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难能可贵的敏感和热情；其二，着眼于基层党员的模范作用，从党群关系方面提出了共产党人在四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做什么榜样的重大问题。
热情关注那些默默无闻的看似平凡、其实不平凡的普通人，是近年来报告文学在塑造当代新人形象上的新进展。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比较深切地体会了先进人物精神品格的内蕴，在表彰他们业绩的时候，没有忽略他们普通人的特征，没有忽略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这就使我们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也使那些胸怀崇高目标的奋斗者形象迸射出时代的光彩：他们是走出了“伤痕”、摆脱了生活重负的真正强者。
向义光、张飚笔下的四川盲人女医生李芳洲（《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人。她三岁失明、八岁脚跛，求学、就业的路都被堵死了。可是，她终于自学成才，成为解除人们痛苦的按摩医师。报告文学以感人的笔触揭示了李芳洲从生活领悟的真谛：一个陷于痛苦命运的人，只有不断求知，百折不挠，通过与群众息息相通的联系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才能摆脱生活的阴影，“获得一颗征服苦难的心”！《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肖复兴）的长嫂，《爱的暖流》（牟崇光、桑恒昌）里的杨朝艳都是很平凡的普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本来有多种的选择机会，但她们还是选择了成全他人，在给他人以温暖和幸福之中寻找人生乐趣的道路。她们的举动，施之于亲人，是平凡的；在道德领域使一切庸俗、龌龊的灵魂黯然失色，又是高尚的。它反映了我们时代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代新人的巨大魅力常常表现在他们渴求科学文明的时代感和勇于革新的进攻性格。在众多描述改革者的作品中，江永红、钱钢的《“蓝军司令”》独树一帜。某军教务队副队长、军事演习的“蓝军”（假设敌方）司令王聚生，是个有远见的新型军事工作的开拓者。基于对现代军事科学的深刻了解，“他不能容忍那种把敌人当乌有的演习”，“不能容忍那些‘法定的胜利者’的浅薄的笑声”。“热核与计算机时代”的严酷现实，我们一些落伍者的盲目乐观，使王聚生感到了一种除旧布新的紧迫感。因而，他担任“蓝军司令”给我们那些“法定胜利者”制造的困难，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有一次，他竟然指挥“蓝军”攻击到“红军”的指挥所，用催泪瓦斯将高级指挥员围困在那里。这不是恶作剧，而是开拓者的深谋远略。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军训改革，实际容量要大得多，对一切因循守旧、安之若素的人们，不啻是一个强有力的敦促！
从刘宾雁的《风雨昭昭》、《艰难的起飞》、《向命运挑战》等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处于厄运和困境中仍奋斗不止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殷切的爱惜和热望。《艰难的起飞》插了一笔“鬼打墙”的故事。作者写道：“人们头脑中也有一面高墙。判断是非不是着眼于事情的效果，而是谁谁说过没有，批过没有。这面墙还是各种无形的壁垒中最森严可畏的一面。”李日升就多次碰到过“左”倾顽症患者与蹩脚的预言家们结成的“鬼打墙”，可他不信邪，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刀阔斧，敢破敢立，终于开创了改革的新局面。刘宾雁正是通过“艰难的起飞”，赞美了新时期改革家务实而达观、坚韧又灵活的品格，写出了中国大地上这场伟大变革的迫切性和深刻性。
我们不否认写典型人物的重要性，但要防止一种偏向，即忽视报告文学描述事件和写群像的功能。现在，把报告文学的对象归结为“写典型人物，写人的心灵”的说法很流行。一个时期以来，人物专记蜂拥而上，事件报道寥寥无几，恐怕与这种主张有关。实际上，报告文学的典型性并不能仅仅归结为人物的典型性，事件、群像的描写是报告文学新闻纪实性必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姑娘》就是写的群像，《路的呼喊》就是写的事件。孤立强调写人物，势必缩小报告文学的领域，削弱报告文学及时报道重要事件、迅速反映现实动向的战斗作用。
随着作家素养与文学功力的提高，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已经显示出几种不同的风格趋向：
一种是政论性，着重事实叙述的逻辑性，力图透过某一局部来概括全局，并以议论来加强作品的锋芒，如刘宾雁的《艰难的起飞》、陈祖芬的《共产党人》。
一种是闪耀着诗情色彩，思路跳跃，激情澎湃，多直抒胸臆或象征点化，如徐迟的《形天舞干戚》、黄宗英的《桔》。
一种是小说笔法，事实叙述富于故事性，肖像、心理、细节、对话绘声绘色，如理由的《希望在人间》、李玲修的《足球教练的婚姻》。
作家们的写法并不固定。有的作品也可能几种写法交织并用，但上述三种风格趋向大约是明显的。我认为，应当鼓励作家们大胆进行种种风格的探索，同时也应当注意研究创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例如，议论、抒情、插叙在报告文学中的比重问题，但我以为更有必要探讨的是所谓报告文学的“小说化”问题。有同志说，“就表现形式而言，我甚至感觉不到报告文学与小说写作有什么区别”，还有人明确肯定报告文学可以“带有一定虚构成份”。某些小说技巧，诸如叙述人称的转换，倒叙、插叙的活用，某些细节、心理描写技巧等，确实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段。但若说报告文学与小说写法可以划等号，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从创作过程来说，报告文学写作前的采访和以后整个构思过程都必须以事实为中心，这与小说有根本的区别。有些作者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掉以轻心，采访不严肃认真，写作时随意虚构对话、细节，按照所谓“性格逻辑”去臆测人物的心理或某些微妙的个人活动，结果造成严重失实。
报告文学的真实，是作者笔下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美学价值的事实，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包括审美）的统一。作家的艺术个性必须适应报告文学文体的质的规定性，即作者有选择事实的自由，却没有编造事实的自由，报告文学所描述的必须是真人真事，重申和坚持这一条，我相信，只能维护报告文学的信誉，有益于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