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深山探宝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记者来信

谁识深山探宝人
本报记者 柏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地质工程师。他叫杜明达。
他头发乌黑，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朴实无华，谈吐爽朗大方，态度安详而刚毅。他来自滇西北的崇山峻岭，那里有他的事业，有他的追求，有他的欢乐，也有他在坎坷道路上留下的足迹。
杜明达是云南地质局第三大队的地质工程师。1952年从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1957年离开故里——北京延庆县水磨村。先是出差到云南找石油，被云南各类丰富的矿种和复杂的地质条件所吸引，他决心留下来。从那时起，二十五年过去了。他先后在滇东南、滇中、滇西北深山僻野里寻找国家需要的宝藏。他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却不知疲倦地攀登在山山岭岭中，忍受着生活的重压，顽强工作。
1958年，他为文山地区的锰矿普查做了奠基工作，现在已经开采；1959年他在西畴县发现了可用于建材工业的杂刚玉岩；1962年他带队去搞雄黄矿，做了大量过细的工作，使整个矿床勘探获得良好结果，实现了多快好省。不久前，本报以《白云深处找宝藏——滇西探明大铅锌矿》为题发表的报道，介绍的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质大队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他一同经过十八年千辛万苦所探明的成果。在勘查滇西大铅锌矿的过程中，他提出和解决了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他对矿区地层的识别，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矿床成因研究和区域找矿有重要意义。再如，勘探区的东部被人认为已是无矿的底板地层，他提出应当打钻，几年后果然发现有上百米厚的矿体。
就是这样一位从事地质工作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经历却十分坎坷。1958年的“反右”尾声中，他被认为有“右派言论”。在没有宣布任何处分的情况下，被从石油地质队调往滇东南地质队，并莫名其妙地开始过着每月借支25元生活费的艰苦生活，长达二十年之久。他穷，他苦，甚至婚姻也受到阻难，成了一个失去了组织家庭权利的人。
他终年生活在烟熏火燎的简陋民舍或四壁透风的竹棚里，时常奔波在滂沱大雨和泥泞不堪的山路上，象泥猴似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改行劳动的打击下，他也坚持对人民负责，为事业尽心尽力，收集地质资料。他吃的是蕨菜、南瓜，穿的裤子被茅草磨成碎片片，成了“裙子”，但这种“原始生活”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心，出现沮丧和哀怨。他仍然不断学习，刻苦钻研。每当他运用自己地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发现了地层结构的奥秘，为勘探工作提出了科学论据时，他是多么高兴呀！欢欣的情绪使他陶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切，包括青春和爱情都交给了寻找和开发祖国宝藏的事业而忘我工作的中年科技人员，他的一系列问题却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现在，他孤身一人的“家”还在那间住了十八年的“寒窑”般的草棚里，组织上竟没有人关心、过问，他的职称、待遇也同他的贡献和水平不相称。
对于一个在地质探矿方面有过多次重大发现，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了无数财富，做出了第一流工作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们不禁要呼吁：应该尽快给他落实政策，妥善安排好他的工作和生活，让他能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发出更多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