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
刘桂生　钱逊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并取得很多进展。但在所谓“早期传播”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却长期存在一个问题：有些文章把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歪曲或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言论，当作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把这些言论在中国报刊上的发表，当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种现象在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常见的几种提法，如“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等等，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下面，谈一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所谓“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大同学》
有些同志把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写的《社会演化》一书的中译本——《大同学》称为“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并认为它的发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重大贡献”。他们的根据是：此书的第一、三、八章，三次提到马克思，一次提到恩格斯。但是，是不是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述了他们的话，就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呢？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地回答，必须弄清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才能下结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吧！
《大同学》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的中译本。原书1894年出版于伦敦。译文1899年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书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三章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四点。
1、作者把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来介绍。作者认为英国的“养民之法”最好，“即在他国，亦皆以英之善法为宗”。
2、作者说，英国的养民之法虽完善，但仍不能把贫民从“疾苦颠连”之中完全拯救出来。然而与此同时，“泰西有教会焉”，亦以“养民”为职志。近世以来，教会“末流多弊，教律渐乖”，然“砥柱中流，正复大有人在”。
3、作者接着说，养民学者常常把眼光局限在“贫富之相争”这一范围极狭窄的问题上，而忘却“世人历代之讲道德”。而基督教则与此不同，他们不把眼光局限在人们眼前的物质利益上，而是从根本上即从道德上着手。
4、“养民”一事，当如何进行呢？作者认为应由国家依靠教会来进行。“养民”一事，不能不依靠教会，“若无善讲天道之人，国家无论设何等法，皆不能有益于民”。由此可见，“教会之于世道，大有关系”。
所以，对这样一本书，我们不能称之为“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的确，中国人最先从这里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材料以前），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因为它向中国人民所推荐的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宗教蒙昧主义。试问，如果我们认定《大同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将怎样向读者来介绍这本书呢？我们岂不是只能说“这是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基督教救世的书”吗？
所谓“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人”——梁启超
继《万国公报》连载《大同学》之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期上刊登了他自己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两次提到马克思，说马克思是“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还引了他的两段议论。有的同志根据这几点便认为：“《万国公报》的介绍，毕竟出自一个外国人的手笔，还不是中国人自己著文传介马克思主义。由中国人自己著文传介马克思主义，肇始于梁启超”。这样，梁启超便成为“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
梁启超是不是“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究竟讲了些什么？
这篇文章包括五个要点。
1、进化论之出现，使“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纪元”。
2、进化论虽已把人类以往的进化之迹说清楚，但还不能把人类未来的进化途程讲明白。
3、梁启超明确指出，马克思看出这一问题，并曾提出批评。（写到这里，他在夹注中说明马克思是“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接着便引马克思批评进化论的话道：“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说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无以应也”。然后梁启超对马克思提出反批评，指责他“虽能难人，而不能解难于人”。那么，谁能解此难呢？在梁启超看来，只有颉德才力排众议，为人类将来之进化，指出了一条途径。
4、这条途径是什么呢？这就是颉德揭示的一条真理，即：生物的个体和群体，必须为全体将来进化之长远利益，勇于自我牺牲，甘于灭亡。他认为，生物界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规律：个体传代转换的速度越快，群体所获得的进化素质越优。所以在他看来，只有迅速传代，即迅速死亡，才能使后代更优秀，因而“死亡”就是“进化之大原”。他认为这就是颉德为人类未来之进化所发现的一条新途径，因而人人应从理智上服从它。
5、接着梁启超便进一步介绍颉德怎样用他发现的这一条人类进化的新途径来衡量古往今来的一切社会政治学说。他说，颉德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学说都是只为部分人眼前的利益打算，而不是为全人类长远的利益着想。他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一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他批评说：这二人的学说“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他们眼光如此短浅，“其谬误固已不可掩”。
看了上面的介绍，便知梁启超的文章，根本不是“传介”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而是一篇传介颉德学说、批判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写这样的文章的人，怎么能称为“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呢？反之，如果把他称为“第一个写批判马克思学说文章的中国人”，岂不是更恰当一些吗？
其实，梁启超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又何止这一篇。后期且不说，就在1903至1906年间，他一连发表过好几篇，特别是在与《民报》的论战中，因论战内容涉及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他便直言不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
1、1903年，他在《新大陆游记》一书中，把马克思学说诬蔑为“迷信”，声称信仰这种学说，就象信仰基督教一样愚昧，因而传播这种学说，就等于“传教”。
2、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一文中把马克思学说称为“架空理想”。他说：社会主义有两派，一派是社会改良主义派，一派是社会革命主义派。前一派的主张是“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后一派的主张是“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他认为：这两派的性质“实大相反”，而后一派的主张纯系“空想”，“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他特别指出这一派的领袖不是别人，就是马克思。
3、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攻击马克思派的社会革命学说“足以煽下流”。他针对同盟会诸人之主张“社会革命”一事进行批评，说他们“妄言社会主义”，是企图“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
读了这些，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是什么，是“传介”，还是反对，难道还不清楚吗？
所谓“热忱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家”——朱执信
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用六千多字的篇幅来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根据这几点，有些同志便把朱执信称为中国“热忱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甚至说他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对朱执信介绍马克思学说应怎样看待呢？我们看看朱执信自己是怎样说的。他说：“吾华之为革命所最当注意者”是“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二者之“并行”。为此，必须向西方各国的社会运动去寻找借鉴。西方各国的社会运动，以德国为最发达，而德国的社会运动的成功，又是马克思、拉萨尔、倍倍尔等人的功绩。因此，他愿将这几位革命家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可见，他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着在中国寻找一条使“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道路。
那么，朱执信探索“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自己回答是防止资产阶级“跋扈”。他说这是一些欧洲国家革命的主要教训所在。“欧洲十八世纪之末，以至十九世纪之前半期，凡有革命，皆牺牲社会革命，以成政治革命者也”。这些国家的“政治革命幸得成功，而不行社会革命者，则豪右之族跋扈国中，不转瞬政权复入于彼手，而复于未革命以前之旧观矣”。为了防止这种情景在中国出现，他提出，要对“竞争”加以“限制”。因为“竞争”是“资本跋扈”的“本原”。那么，怎样才能对“竞争”进行“限制”呢？他说从欧洲各国的经验看，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铁道国有和推行累进税制。用这样一些“善良之法”来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财富的积累等方面对“竞争”加以“限制”，就能使财富的分配渐趋“平均”。在他看来，所谓“毕其功于一役”，指的就是在“政治革命”的同时，加上这样一些措施，这也就是“社会革命”。所以，他保证，这种革命进行的结果，除了使“富之集积”逐渐“休止”以外，“决无损于今日之富人”，何况，所采用的又是“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为了把他的主张阐发得更清楚，他特别针对梁启超对《民报》的攻击进行反驳。
1、“社会革命”并不是“强夺富民财产而与之人人”，因此，中国的富人对此可不必恐慌。可是，欧洲的富人为什么一听到“社会革命”就害怕呢？那是因为他们把“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了。
2、他指出，正与梁启超的论断相反，“社会革命”的前途，必然不会导致“下流社会”当权。即使“下层社会”的代表在地方议会中占了多数，但他们可议决之事的范围却是有限度的。所以，政治革命保证贫民专政的事不会发生。
看了上面的介绍，我们便知：朱执信本人并不认为《民报》所提倡的“社会革命”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他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革命”的措施，其目的不是动员无产阶级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恰恰是要防止这种革命的发生，不是要推翻资本的统治，而是要使资本的发展更“健康”，使它从根本上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所以，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这一类文章之不能列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文献的系列之中，应该是无疑的。
一　点　认　识
这里，回顾一下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史的基本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众所周知，列宁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由普列汉诺夫1883年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算起。他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侨民团体（‘劳动解放社’）的著作中产生的”。又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者是1883年在国外诞生的‘劳动解放社’。它……第一次引证一切实际的结论来有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可是，在这之前四十年，即1843年，俄国激进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主编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已经有人介绍恩格斯的小册子《谢林与天意》，有些地方还逐字译出，别林斯基看后，对作者的战斗的无神论精神非常赞赏，写道：“透彻，有条理，巧妙！”如果按照我们有些同志那种说法，岂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不应从1883年开始，而应从1843年开始，第一个传播者不是普列汉诺夫，而是别林斯基。
按照列宁那样严格的标准，我们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列宁在介绍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时，曾经把人数众多的作者基本上分成三类，即：一、“真正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根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作家”；三、“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列宁的这一分析，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应该说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种复杂的情况，不能不十分仔细地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
最后还须说明，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言论严格分清，并不是说研究这些言论在中国的流传没有意义，相反，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试想，如果不把这些言论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搞清楚，我们怎能了解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复杂性，从而又如何着手去更深入发掘它的丰富内容呢？正因为如此，我们主张尽快把这一类资料整理和编印出来，供大家使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目前做的工作不是过多，而是不够。可以断言，没有这一方面的探索，特别是不把这种探索建筑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资料发掘工作的基础之上，那么，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很难从对比之中获得深切而真实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