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回忆——记美学家吕荧之死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冬天的回忆
——记美学家吕荧之死
姜葆琛
4月初的一场蒙蒙细雨，把柳梢催出了新绿，芳草青青，四野碧翠。春天，姗姗来迟了。
品味着春天的喜悦，又禁不住回忆起冬天的冷峭；也回忆起我的战友、难友、美学家吕荧是怎样死于严冬的肃杀。
吕荧同志含冤去世，到今年3月已是十四周年了，在他那短促而又苦难的一生中，特别是最后十年，他蒙受了残酷的折磨和迫害，一代蜚声文坛的诗人、学者、战士就这样湮没无闻，默默地离开人世了。直到今天，关于吕荧的死，也没有披露，还有不少误传，实在令人感到痛心。在吕荧最后那布满荆棘和血泪的三年里，我曾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了。为了纪念已故去的死难战友，我理应写下一点回忆的文字。
我们的相遇和相知，是在令人齿冷的“文革”年代。那是1966年夏天，臭名昭著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不久，被戴上老牌反革命分子、胡风骨干分子等罪名的吕荧，就在这时和我相遇于囹圄之中了。
吕荧平素沉默寡言，根本不和“队长”对话，只有在领饭时说声：“谢谢！”对其他人的问话一律答应说：“不晓得”。只能是小会揪大会批，低头挨斗的靶子而已！
吕荧只有一个箱子，箱子不大但却很沉，搬到外边后，他打开来，取出了一包包的蜡烛和一架旧的英文打字机，其它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我们相处久了，互相取得了信任，吕荧说他带点蜡烛准备夜间写文章。他甚至还肯于告诉我，箱子的夹层里藏着他的美学著作和尚未刊印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译稿。
吕荧很少讲到自己的过去，是谦逊也是避祸。然而，他是热爱新中国的。只有他回忆起1949年离开台湾经香港北上的情景，才流露出少有的喜悦。他激动地说：“我们大家都不是为新中国的胜利而奋斗吗？大家干革命嘛！是不应计较什么的！更不应该搞什么派别的，都是……”
吕荧在农场被宣布为“疯子”，从队长到歹徒都拿他寻开心，凌辱、谩骂，甚至殴打，几乎天天发生。有些小流氓听说他带来很多蜡烛，便别出心裁的与他交换。吕荧粮食定量最低，食堂又克扣少给，经常吃不饱，小流氓们便用一个馒头换他一支蜡烛；后来贬值到一个馒头换一包蜡烛。扒手又把他的夹鼻眼镜偷走。“队长”也打吕荧的算盘，居然把他的打字机“存”起来。所以，吕荧带来的写作工具，想要继续为人民写作的愿望也终于成为泡影了。
不久，我和吕荧一同受到严加管制，再次相系于一室。他的身体更为虚弱，神色也更为凝重。记得我们的囚室门前是一块苗圃和稻田。田畦上有株盛开白花的茨菰，他的任务是看苗，他就绕着那白花转，一转就是几小时，微风吹拂着他那零散的衣衫，他拄着一根柳条，有时和花讲话，不断地称赞着：“真美啊！真美！”实际上，吕荧并不疯，很清醒。没人注意的时候，他用极低微的声音对我说过：“……要坚持信念，人民是必胜的！”说罢，又围绕白茨菰转圈去了。
吕荧虽然身陷囹圄之中，备尝非人的待遇，但他心地纯洁善良，关心同志朋友。庄子所谓“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他时时怀念着不能相忘于旧日的同志，雪峰、聂绀弩和骆宾基就是他经常念叨的几位。有一次我去看病，他转托我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看看大字报，当我给他买回几期造反派小报，并向他讲述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游街示众的场面时，吕荧以凄苦的声音，断续而又颤抖地说：“就会过去的！就会过去的……”。吕荧诚恳而执着地相信：严冬即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1968年秋天，戒备森严的囚车，又将我们分批地押解到滨海的一个劳改农场。老残队被安置在一处，相距不足一里的地方是埋死人的墓地。日后吕荧就葬身于此地。
那是当年的严冬，吕荧由于饥寒交迫，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加上这里缺医少药，情况就更糟了。吕荧终于病危了，我偷偷地跑去看望他。他躺在一个阴湿的坑角，体重大概已不超过五十斤，喉间发出微弱的声音，似乎是要“水”或是
“烟”。我只好猜谜般地试试看，弄来几支劣质烟卷，又用他那朝夕相伴的破钵盛点凉水，但已经太晚了。毕生探索美的美学家，死在如此丑恶的停尸间。吕荧同志是在1969年3月5日病饿毙命的。
同年清明前后，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偷偷去墓地凭吊，寻找很久，才看见一堆新土，旁边立着一块红砖，上有用粉笔写的“吕荧”两字。归途雨雪纷飞，日暮风号，大概是物伤其类吧！我也想起了向子期的《思旧赋》。才情具拙，文章憎命，也不顾文字之祸了，遂作《悼吕荧》二首，录其一：
凡鸟空书事莫论，
浅深残雪映孤坟。
三年道义同师友，
日暮风悲独吊君。
如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已是春光融融。我想，他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微笑地说：“我不是说过么？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他一定会把那封尘已久的打字机重新擦拭干净，在春日的夜里一直工作到天明，为我们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美学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