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访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爱泼斯坦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
——访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的名字，在中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人们可能不了解的是，他认识中国革命已将近半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也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在成为中国公民之前，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是中国革命的忠诚朋友，成为中国公民之后，他以主人翁的身份，在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现在是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是这次被邀请参加政协的11名中国籍外国人之一。
现在是《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的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两岁时随父母从日本来到中国，在天津长到二十二岁。但是他十五岁时就开始给当时的英文报纸《津京泰晤士报》当记者了。1935年他从天津来到当时的北平，在这里他目睹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页——“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就从这光辉的一页上认识了中国革命。在北平，他是看到斯诺第一次去陕北时拍的照片和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手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爱泼斯坦——《中国建设》杂志的人们管他叫艾培，棕色的头发已经斑白，但浅色的眼珠却显得灵活而生气勃勃。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上衣，烟色长裤，黑皮凉鞋——一身道地的干部服。端出待客的，是一壶乌龙茶，绿色的瓷茶具上，画着中国古装仕女，房间里，墙上挂的是两幅中国山水画。这一切，是那样富有中国气派，而最使人感动的，则是他谈话中洋溢着的那种对中国的热爱了。
艾培说，他1938年在香港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保卫中国同盟”，1944年又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和晋绥根据地。“在那里我看到了诞生中的新中国。”他说，解放战争期间，他在美国参加了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妻子邱茉莉应宋庆龄的邀请，于1951年回到中国，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的执行编辑。1957年，他加入了中国国籍。
“我长期留在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我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艾培谈到他对中国的爱是很动感情的。他说：“我从小在中国长大，和这块土地、这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有我无数的朋友和同志，有我的事业。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已经亲眼看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还要亲身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去。”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艾培为支持中国革命不遗余力。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的《人民之战》上，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头两年的情况，194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战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1956年在中国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已经两次再版，还被译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日、德等十来种文字出版；今年内还将出版他的近作《西藏的转变》。他用他的笔为正义的中国革命呐喊。
“每年我都在国内旅行一次，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我都去过。”他说，他把在各地的所见所闻报道给了全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解放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艾培感慨地对记者说：“因为我经历了新旧两个不同的中国，所以我经常进行三个对比：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与未来的中国，我们已取得的成就和应该取得的成就。这样比较，对我们中国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前途也就充满信心。”
他说：“现在有人说社会主义出现了什么‘危机’，我不这样看！”他激动地挥动手中的烟斗：“我认为真正发生危机的是资本主义。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我们中国有光明的前途，一切挫折和困难都将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不是已经从错误中吸取了经验，带领全国人民走到正确轨道上来了吗？我对我国的前途一直是很乐观的。”
艾培的妻子邱茉莉也出来接待记者。艾培介绍说：“我妻子出生在英国，原来是学农业的。我们在1943年结婚。她也在《中国建设》工作。”他还告诉记者，他们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已成年，还有了一个四岁的小外孙。“他们常回来看我们，我们的家庭就象一般中国家庭那样。”谈起他的家庭时他非常高兴。
六十八岁的艾培精力充沛，目前他除坚持日常工作外，正收集资料准备和别人合写一本书介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生平。他对这次被邀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感到很荣幸。他评介政协这个机构说：“我看政协就很好，可以把各阶层、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都收集上来，对于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很有益。”
他说，过去他一直坚持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自己对于改进工作的建议，现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将为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直接地提出建议。
新华社记者　陈雁
《中国建设》杂志　张水澄摄影（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