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楚云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楚云
林默涵
最近收到福建人民出版社革命史编辑室一封信，信中说：“郑楚云（眠石）同志，福建福安人，你是他参加革命的引导人，他为革命事业和进步文化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含冤而死已近二十五年，至今不仅福建很少人知道他，连他家乡也对他很陌生。特请你就所知道的情况写篇短文，好吗？”
郑楚云即陈楚云，他不幸死去已经二十三年，我虽然时时想起他，却始终没有写点什么来纪念他，现在应该写几句话了。来信说我是他参加革命的引导人，这是不确的，他参加革命比我早，年龄也比我要大些。他家境贫寒，1928年得亲友资助，入北平大学俄文学院念书，当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常在夜间到天桥一带做人力车夫的工作。1930年在游行示威中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关了八个月后放出来，被勒令离开北平。他回到家乡在一个中学教书，常在夜间出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又被国民党逮捕，1933年释放后，他到了上海。
我就是在上海和他认识的。是怎么认识的呢？现在想不起来了。那时我经常见面的有好几位福安籍的朋友，张白山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可能是在他们那里遇到楚云而认识的。他当时叫郑楚云，后来才改姓陈。
楚云极少谈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上面说的种种，大部分是张白山同志告诉我的，他们是小同乡，又一起在北平上过学。在同楚云的接触中，我发现当大家高声谈笑的时候，他常常会忽然眉头紧皱，若有所思，使人感到他总有些悒悒不乐，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他被捕时后脑勺被国民党特务用铁棍击伤，神经受了损害的缘故。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或放松自己的工作，他依然默默地从事秘密的或公开的革命活动。他到上海后参加了“社会科学家联盟”，为《读书生活》等刊物撰稿，又编辑一份叫《工人生活》的地下小报，亲自跑印刷厂、编排、校对，出版后向工人秘密发行。大约在1935年春天，我曾在《读书生活》上写过连载的《妇女常识读本》，每期两课，登过几期。那时我还是一个小青年，懂得什么妇女问题呢？不过是从一本日译的苏联柯伦泰的《新妇女论》中捡些观点来编凑成篇罢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当时我在一家报馆当资料员，因为老板赌博输钱，欠了一年多的薪水，每月只能“借支”几块钱，难以糊口，只好写些东西弄点稿费买饭吃。后来老板赌赢了，居然又补发了薪水，共有数百元。那时日圆贬值，许多青年都到日本去留学。我就辞去报馆的事情，拿了这笔钱到日本去了。《妇女常识读本》便由楚云接着写下去，后来还印了单行本。不久，他就到读书出版社去当编辑了。
我到日本后，收到他主编的一份小报《生存线》，是宣传抗日救亡的，编得尖锐泼辣。我给它写过稿子。
“一二·九”运动使全国的救亡烈火烧得更旺，我没有心绪在日本念书了，1936年春天我回到了上海。那时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实际上是秘密的“哲学研究会”，每隔十多天聚会一次，由艾思奇同志主讲哲学史，参加的有胡绳、胡曲园等同志，组织工作全由楚云担任，每次开会都是他去旅馆租房间，每回得换一个旅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楚云都参加了“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这是一个爱国青年的组织，我负责宣传工作，楚云负责什么我记不清了。但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参加了第八集团军的战地服务队，辗转于苏浙前线。1938年春，我到了武汉，在那里又遇见了楚云，才知道他曾和艾思奇等同志一起去延安，组织上又派他到大后方来工作。这时他正在帮助俞鸿模筹办海燕书店，我则帮助柳湜编辑《全民周刊》，我们都住在江汉路联保里。不久，我准备到延安去，楚云为我饯行，吃饭时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模糊，只有他在饭桌上写给我的杜甫的两句诗：“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却始终记在我的脑海里，并时时警惕自己：不可懈怠懒散。
楚云确是非常努力的。国民党军队顶不住日本侵略军，武汉很快就失守了。楚云跟一些文化界人士到鄂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来又到河南确山县竹沟乡党的华中局工作，担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竹沟被围，他突围脱险到了重庆，又到读书出版社工作，创办《学习生活》半月刊。我从延安给这个刊物寄过一些稿子。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白色恐怖笼罩重庆，文化界的许多同志被迫疏散，楚云就在这时去了南洋，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记不准他是哪一年回到祖国的。总之，我们竟能活着在新中国的首都重逢，是过去未曾料到的，的确非常高兴。我说起他给我写的杜甫的两句诗，他说我们现在可以一道回福建去看看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忙，彼此见面不多。大概是1960年夏天吧，我正准备到外地去，有一天他忽然来找我，谈话中看出他心情有些沉重，他说起他所在的机关要他交代在海外的关系，那正是日寇侵占东南亚的时候，楚云在印尼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当然要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才能得到掩护。郁达夫就是在印尼被日寇杀害的。但是，国内有些人不了解这种复杂情况，使他感到为难。但他又说：现在好了，上面已经过问这件事，问题可以弄清楚了。我再三安慰他，要他放心，事情总会解决。谁料得到，等我从外地回来，黄洛峰同志告诉我：楚云在一个夜里，突然坠楼死了。这真使我不胜惊愕，黯然无话。我不禁想起杜甫另一首赠别诗中的两句：“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我怎么也想不到那次的分别竟会成为永诀。
我所知道的楚云的生平事迹，就只有这一些。但是，就从这些，也可以看到楚云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默默地活着，默默地工作着，最后又默默地死去，的确很少人知道他。他是大地上的一撮泥土，当人们赞赏植根在泥土上的奇花异草时，它是不被人注意的。然而，没有泥土又哪有什么奇花异草呢？人的价值，在于他本身所起的作用，而不在于别人对他的毁誉如何，难道不是吗？
凡是知道楚云的人，是不会忘记他的。他不愧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这就够了，其他还有什么可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