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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
专栏：

告了“顶头上司”之后
《北京日报》记者　张延军　本报记者　谷嘉旺
自从两年多前向中央组织部告发了侵犯党员选举权利的“顶头上司”——厂党支部书记，北京朝阳衬衫二厂党员们的处境就变得日益艰难起来。
真是说来话长。
（一）
1980年7月24日，衬衫二厂党支部改选。原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学宗德和副厂长徐春禄都以全票当选，而学宗德一向特别看重的另一名候选人××因得票不够半数落选。选举结果一公布，学宗德的脸就变了色。
第二天是厂公休日。一大早，学宗德就来到党员王明书的家。他把一迭选票往桌上一摊，问：“看看哪张是你选的？选举时，你前后左右坐的都是谁，他们用的是什么笔，选的是谁？”学宗德还问：“××平时对你不错嘛，你为什么不选她？是不是徐春禄搞了鬼？”26日一上班，学宗德又把张玉英叫到电工室问：“你为什么不选××？这可是党委确定的候选人！你入党时间短，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学习不够。上回算我没说清楚，这回做了工作，要是再不选，可能开除党籍。”学宗德威胁党员聂会荣说：“你要是再不选××，上次没给你长工资，下次还不给你长工资！”在学宗德追查选票时，党员王明书、李庚寅、尹桂英等都当面提出批评。但学宗德一意孤行，追查了三天。参加选举的19人中，有7人被查对了笔迹。结果，学宗德没捞到一丁点可以说明徐春禄“捣鬼”的材料。但他仍在群众中散布：“××落选，支部里有人搞鬼。”徐春禄忍无可忍，找到学宗德，要他拿出证据来。学宗德嚣张地说：“等把××补选上，我再跟你斗，抡跑你算！”
学宗德如此放肆，激起党员们的义愤。在朝阳区服装公司党委负责人召集的了解二厂党支部改选问题的党员座谈会上，党员们揭发了学宗德追查选票的行径。没想到，公司党委书记杨育祥竟然无动于衷。座谈会结束时，他只说了句：“你们这里有派性。”接着，杨又来二厂主持补选大会。他首先宣布：“经过调查，没发现××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公司党委的意见还让她作候选人。”接着采用公然违背党章的方式，当场举手表决，强行将××补选进支委。学宗德如愿以偿，得意洋洋。他放出风来：“我们和徐春禄没法搭班子，他在二厂呆不住。”时隔不久，公司果然下了调令：徐春禄到公司技术科当科员。
目睹这些不平之事，徐春禄于1980年11月18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揭发学宗德追查选票、打击报复等问题。中央组织部及时将来信批转北京市委组织部。1981年2月底，北京市委和朝阳区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二厂调查。党员们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学宗德追查选票、私拿工厂产品等问题。学宗德十分恼怒。调查组一走，他就开始逐个“收拾”反映问题的党员：他决定将王明书调离仓库保管员岗位；借故不准生产组长张玉英参加班组长会；撤了生产统计员余保良（被学宗德称为徐春禄的“死党”）的职……。学宗德公开叫阵：“谁向调查组反映了什么，都得给我一个一个摆到桌面上来”，“基层的事中央管不了，告到×××那里，我也不怕，×××有能耐到这儿来当支部书记！”“党员告状，党员会我就不开”。他公然停止该厂党员组织生活达十个月之久。
1981年6月间，李庚寅、王明书、张玉英、尹桂英等14名共产党员联名写信，向市委和中央组织部告发学宗德坚持错误、压制批评的问题。后来，他们又揭发了学宗德贪占公款，私设小钱柜，擅自将成品或原料以低价“处理”给关系户和公司某些领导人等经济问题。在中组部的催促下，市委组织部、朝阳区委再次派人调查。学宗德以极其恶劣的态度对抗上级的调查。他辱骂揭发问题的党员是“刁民告谎状”。借口有病，他三天两头不上班，致使生产陷入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明明有三万多件衬衫加工任务，学宗德却在班组长会上说：“各班组自由掌握，没活干的可以放假。”三百来人的工厂，有时只有十多人上班，有一段时间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厂里人心浮动。学宗德煽动说：“咱厂开不了工资，是党员告状告的，市委调查组闹的，发不出工资找市委要去，告啊！”在学的挑动下，1981年10月，有二十几名不明真相的工人到市委闹工资。学宗德亲自把他们送出厂门，后来又批准给他们报销车费。
玩弄这一套政客手腕，对学宗德来说，可谓轻车熟路。“文革”中，他是京郊怀柔县出名的造反派头目。1976年，他又因猥亵下乡女知识青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学宗德如今的所作所为，显然带着十年内乱给他留下的印记。
（二）
象学宗德这样肆意践踏党章的人，为什么长期告不下来呢？学宗德自己说：“要不是公司党委给我顶着，我早趴下了。”
早在1981年二三月间，市区联合调查组就查证了学宗德追查党员选票的问题，明确指出：学宗德应向全厂党员检讨错误。学宗德表示：“徐春禄不走，我就不检查”。对学宗德这一无理要求，服装公司党委竟不置一词。当区纪委根据党员群众的揭发，调查学宗德的经济问题时，公司党委的某些人说：“调查学宗德就是调查公司党委”，甚至无中生有地责问调查组的同志：“与徐春禄有什么瓜葛？”“得了徐春禄什么好处”？
1981年10月，公司党委书记杨育祥在二厂职工大会上公然讲：“调查组来厂调查没有通过我们，我们党委不管。二厂的问题还得公司党委说了算。老学是个好干部，有能力，我们了解他，没什么问题，不就是查了查选票吗？”听了这话，学宗德在会上竟然得意忘形地说：“我引用一句鲁迅的话，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1982年3月间，杨育祥擅自将公司党委写给区委的关于处理所谓徐春禄不服从调动问题的意见报告交给了学宗德，学宗德拿了这份报告到中央组织部诬告徐春禄和调查组。
1982年6月，公司党委不得不宣布：“调学宗德到公司另外安排工作”。但在干部任免表上，却破例为学宗德做了个充满溢美之词的“鉴定”。同时，在二厂宣布学宗德调动工作的职工大会上，公司党委一位副书记含沙射影地攻击、威胁揭发问题的党员群众：“可惜总有那么几个无事生非、造谣中伤的人，他们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破坏者”，“如果决心改正，全厂职工欢迎。如果他们要较量，继续走下去，轻的批评教育，重的罚款和给予纪律处分，再重的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给予除名”。
调走学宗德后，公司党委在二厂“精心”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一个受学宗德指使、挑唆群众去市委要工资的工人被提拔为支委、副厂长；过去给学宗德掌管小钱柜的人当上了政工组长。支部副书记是从外厂调来的，一上任就宣布：“我们来二厂，心里是有底的。现在忙，等我们腾出手来，就一个一个解决那些上告人的问题”。他还声称：“不是我们和你们过不去，这是党委的意图。”一位副厂长还扬言：“谁不顺着我们，就撤谁。我们党支部研究了，要铺平道路，扫除障碍。老学在二厂没办到的事，我们能办到！”接着，他们不容分说，撤了生产组长张玉英、库房计帐员张连芳、副班长尹桂英等人的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工作需要”、“正常调动”的名义下进行的。
事到如今，服装公司党委不得不承认：他们“姑息（实际是支持）了学宗德坚持错误”。应该补充的是，他们还支持了二厂现任厂领导打击了揭发问题的党员群众。
（三）
二厂的党员们是好样的。日益困难的处境，亲属的担忧，好心人的劝告，都没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党中央眼皮底下，为非作歹的人长不了！”有人曾顾虑：“咱这小旯旮里的事，值得三番五次地打搅各级领导同志吗？”但多数人坚持认为：“旯旮虽小，也是党和人民的天下。是非颠倒，正不压邪，党在这旯旮里的形象就不光彩。作为一个党员，也就没有为端正党风尽到责任。”
中央组织部和北京市委组织部与二厂的党员们是心心相印的。从1980年11月间接到二厂党员的第一封申诉信起，他们始终关注着这个问题。两年来，中央组织部曾两次将二厂党员的申诉信批转给北京市委组织部，五次约请北京市委组织部和朝阳区委的领导同志汇报调查情况；中组部负责同志在仔细听取有关同志汇报情况的基础上，曾亲自写信给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催办此案，并两次向北京市委组织部明确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中组部还在去年9月郑重地向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报告了此案，并得到要求北京市委认真查处、并将结果报告中央书记处的批复。北京市委负责同志也多次批文催办此案，市委组织部曾三次派人协同朝阳区委调查，等等。
令人诧异的是，如此频繁的批示、意见，到了朝阳区服装公司党委那里，似乎都成了“强弩之末”。学宗德、杨育祥等人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正如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在一份报告中感叹的那样：“××同志批了两次，只能转给市委去处理。×××也批了两次，交市委组织部、纪检组，最后还得交区”。
这里，不能不说到朝阳区委的态度。应该说，为二厂的问题，朝阳区委、区纪委、区委组织部以及区财贸部的有关同志，真是没少费精力与口舌。但是，还应该坦率地说，由于直接过问此案查处工作的原区委负责同志，尤其是原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贯彻中央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意见时态度不坚决，对服装公司党委坚持错误的言行姑息迁就，致使区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毕竟没有尽到扶正祛邪的责任。请看事实：
市、区联合调查组的两次处理意见，都在服装公司党委那里搁了浅。对此，区委并未采取坚决措施。
服装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一次核实材料会上无理指责调查组“偏听偏信”，在场的区委负责同志竟一言不发。
二厂新领导班子以“不影响二厂生产”为名，拒绝调查组深入二厂了解情况，甚至要调查组办理什么“组织手续”。对这种蛮横态度，区委听之任之。
不久前，区委一位负责同志为了解有关情况，邀请二厂几位党员到区里谈话。厂领导竟然下令扣除了这几位党员的工资及全月奖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区委仍未及时采取坚决措施。
诸如此类的怪现象，难道不令人惊讶吗？读者了解了这些事实，对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所以久拖不决的原因，大概是可以明白了。
在二厂多数党员的努力下，在中央组织部和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一再督促下，市区联合调查组、区纪委调查组几进几出，终于基本查清了学宗德、杨育祥等人压制打击党员群众，以及学宗德贪占公款等经济问题。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最近决定：组成以区委负责同志牵头，由北京市委组织部、朝阳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财贸部和区服装公司党委各派一名干部参加的五人工作组，在区委领导下具体负责处理学宗德、杨育祥等人的问题。
二厂的问题也许很快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但个别领导干部在坏人坏事面前暴露的无原则态度和不敢斗争的精神状态，能自然而然地得到纠正吗？人们有理由期望他们认真总结教训，迅速改变工作作风，切实负起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