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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哲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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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3-06-13
第5版()
专栏:

郭沫若与哲学
刘大年
《郭沫若全集》分为文学、历史、考古三编,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对郭沫若的研究,分别按照文学、历史、考古几个领域去进行,或者分为文学、历史两大部类去进行,会是很自然的。不过文学、历史、考古并不是郭老学术著作、学术思想的全部。最近上海蔡尚思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一书里面收集的郭老的著述,有《我们的文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十批判书后记》等若干篇。那部资料书题目叫做《思想史资料》,把郭老的这些论著收进去,显然不是从文学、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而是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去看待的。编者自有他的道理。我主张制订郭沫若研究计划时,要考虑列进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项目。
郭老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是他的著作可以说处处都和哲学分不开。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他的历史著作就表现了鲜明的哲学观点,而且几十年一以贯之。他研究、评论的许多人物,特别是关于孔墨以下的周秦诸子,都是围绕着那些人物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的。他的不少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与腐朽、倒退的哲学思想进行斗争的产物。那些哲学思想称为所谓新儒学、新道学、新理学等等。文学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它与哲学的联系怎样,我不敢妄加议论。但郭老的文学创作要受他的哲学思想支配,是毫无疑义的。
那末,郭沫若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他本人是说得非常明确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后记里更加强调地说:“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这当然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从目录上看,郭老几乎没有写什么文章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考证一事一物的文章,很少不是和自己的哲学观点直接相联系的。甲骨文的研究,如他自己所说,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阐述,去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石鼓文的研究,是要确定和它有亲缘关系的《诗经》的真实性和大致年代。他认为如果石鼓文的年代推迟了,《诗经》里面一些诗的时代,势必推迟好几百年,在古代史研究上引起很大混乱。《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青铜时代》里面的多种考证,也都是著者一贯的历史哲学的注脚。因此,他认为画地为牢,为考据而考据,毫无意义。为了历史观点立论准确,一器一字的考证也不可轻视。也就是说,他在历史、考古、甲骨文、金文领域里想弄清楚的每物每事,都是同他的哲学思想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事实就是这样:郭沫若在学术上所以远远超过前人和同时代一些最有才能的学者如王国维等人,首先是他在哲学思想上远远超越他们,站在科学的尖端。他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者,就是因为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用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而且一举在榛芜纷挐的中国古代社会上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他的高明首先高明在哲学上,成就首先成就在哲学思想指导上。这是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到的。郭沫若是业绩卓越、足以传之不朽的文学家、历史和考古学家,而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古今中外的大历史家必定同时是思想家、哲学家,郭沫若就是其中之一。
一切学问要认识事物的本质,都离不开理论思维,一切学问都要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支配。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连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的联系都无法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与否。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并不拒绝哲学。郭沫若著作中多次涉及的王国维、胡适就是例子。王国维对殷代历史有重大发现,郭老公正地评价他留下的知识,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但是王国维信奉唯心主义的叔本华哲学,拒绝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徒然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科学上的真正光荣。胡适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他极力用实用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上除了提倡白话文可算有功,其他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遗产。在科学研究上要确实有所贡献,就必须重视理论思维,象恩格斯说的那样,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哲学思想的指导。否则就大有局限,或者岁月蹉跎,永远也达不到郭老所说的把人生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的境界。自觉地接受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努力在实践中融会贯通,这是郭老学术研究上的一条不是奥秘的最大奥秘。谁决心追求真理,谁将可以从这里获得深刻的教益。
说到郭沫若远高于王国维,对这个问题还应该作一点申述。二十几年前,康生在一篇讲话中,抓住王国维的某个考证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是形而上学。王国维考史、谈艺著作中的精深独到之处,自有千秋,不是一两条材料就可以抹煞否定的。但是与郭沫若的研究相比,他的短绌就暴露出来了。
王国维关于殷周历史最重要的发现,见于他的《女字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考辩文字。《女字说》根据《曲礼》的记载,说古代女子到了结婚的年龄是要取字的。周代彝器上关于“某母”的文字,如“鱼母”、“客母”、“良母”、“狸母”等等多至十余条。著者认定:这些“某母”是女子的字号。女子的字称“某母”,和男子的字称“某父”是一样的。古代女子与男子地位平等。男子取字“某父”几千年来长期流行,不过后来许多人把“父”改为“甫”了。女子字“某母”则从来不为人所知。《女字说》确实是一项重要发现,但全文内容也就到此为止了。郭沫若《释祖妣》一文,称赞《女字说》参破了三千年来的秘密,其启发来自王氏,是显而易见的。但郭文不是简单停留在《祖妣》含义的考述上。它列举金文、甲骨文中考妣、祖妣连文的变化,以及卜辞中“多父”、“多妣”的记载,指出殷代还流行着亚血族婚姻制度,也就是兄弟共多妻,姊妹共多夫的制度。因为孩子们都是多父多母的,所以称父都叫“某父”,称母都叫“某母”。不过殷人的习惯是祖妣相对,男叫“某祖”,女叫“某妣”;周人是父母相对,男叫“某父”,女叫“某母”。周初有了变化,多父多母还没有尽行废止,母权与父权交替大概在殷周之际。这样,《女字说》只是认识到古代女子和男子一样是有字号的,《释祖妣》则由此进到了对社会婚姻制度、历史阶段的认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从卜辞里面剔发出殷代王统世系,证明并改正了《史记·殷本记》和《帝王世纪》等书上的记载。这是空前的创获。对于它的意义,著作却只是说,它可以“使世人知殷虚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也就是说,有裨于儒家经典,如此而已。郭沫若论及这个问题时指出:殷代三十一帝十七世,兄弟互相继承的过半数以上,其所以这样,是氏族社会的一种表现。在这里,王著的发现是史料学上的,郭著通过史料,指出了历史的实质。《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立子立嫡,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都开始于周初。此论初出,学术界一时为之轰动。王文所说的变化,实际并不涉及新旧社会制度。而且著者一再强调,这是“周公制作之本意”,“此制实自周公定之”。仍带有迷信旧说的性质。郭老最初曾极力推崇,后来改变了看法。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指出王文没有摆脱儒家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旧式观念,把它作为重要依据是大有问题的。
甲骨文、金文研究,在王国维的全部学术中,无疑地是最见功力的部分之一。甲骨文中,有奚奴臣仆等字;有频繁剧烈的战争;有多次杀人的记录,杀人规模之大,一次达2,600余人;有祭祀用人作牺牲的;有奴仆作贱役和从事畜牧的,等等。王国维在这方面考辩发明的是字形、字义、人名、地名,某事某物的时间,若干具体制度如“先妣特祭”之类。《殷周制度论》,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基本总结,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概括,没有新的论点了。郭沫若研究甲骨文,一开始就提出了他与这门学问的“二大宗师”罗振玉、王国维不同。他的出发点,是要从那些新出土的先民遗物中去观察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形,“以破除后人的粉饰——阶级的粉饰”。他由此提出殷代是氏族社会末期,阶级对立已经萌芽,奴隶开始用于生产劳动了。这个结论是很谨慎,甚至是有点保守的,后来许多新材料证明殷代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事实昭然,他本人并为此写成《奴隶制时代》一书,对殷代奴隶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早期那个谨慎的结论,却第一次揭开儒家大加粉饰过的殷代社会的面纱,把它的真相暴露出来,使人们从此对中国古代历史开始有了科学的认识。王国维做过不少创造性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认识仿佛只隔着一层纸了,实际上隔着的是他再也无力凿穿的一道墙。学术研究工作,后来者胜过前人,本是常理。但胜过有数量上的,有本质上的,有局部的,有全体的。郭沫若达到的是质的飞跃,全体的革新。这就是郭老同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先驱者大不一样的地方。
以上这些叙述,集中到一点:郭沫若、王国维在学术上达到的境界不同是来自哲学指导思想的不同。可举的事实不止这些,有待于专家们仔细研究。有人说,做到王国维也可以存在三百年,那只是从史料学上着眼,并非从真正的科学成就上提出要求。何况做到王国维,也决非侥幸可至,一蹴而就。王国维三十岁以前,在哲学上耗费的心血是不少的。他刻苦钻研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和其他哲学著作。第一次读《纯粹理性批判》,很多内容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他并不灰心,前后几年,硬着头皮读了四遍,后来才放弃了。三十岁的时候,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自相矛盾,难以克服,以后才着重转治历史考古。他虽然不接受好的哲学思想指导,却并非没有理论思维能力。他的考证文字,要言不烦,迥然有异于繁琐主义,有异于无谓的炫耀博学一流。当然,仅仅从哲学上来说明郭沫若与王国维的区别,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做出重要成绩的时间,相隔不过短短六七年,但他们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郭沫若是新世界的追求者。王国维生于1877年,虽然很早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政治上却是一个抱住旧时代不放的人物。1907年他写《三十自序》,说“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只字道及。陈元晖同志的《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上,分析王国维最后所以自杀而死,一是为封建王朝殉葬,二是笃信叔本华哲学的悲观主义。试问一个人的生命都要受到他那个没落时代、那种坏哲学的支配,即使才能再高,在科学上又怎么能够真正开创新局面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谁都了解,那丝毫也不意味着各种学术问题会因此自然而然迎刃而解。谁也没有说过,某个人只要自己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了,他的研究结果就一定是准确无误的。辩证法可以使人聪明,许多其他因素又可使人愚蠢到去反对辩证法。学术问题上,彼此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研究,结论相反,或者大有出入,这是常事。某些西方学者据此发出一种责难,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重要的学术问题上互相矛盾,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灵光的。这种责难未免太欠高明了。其实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正是对西方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似乎是某种宗教而不是科学的有力反驳。宗教教条才是不许触动的,必须众口一词地背诵。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都要在不断的矛盾斗争和实践中前进。
郭沫若作为学术思想领域一个历史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言论著述,在主要内容上,反映着我们民族所处的急剧转变的时代和前进的动向;表现出了他那个时代惊心动魄的搏斗,波澜壮阔的行程。但他也并不是一下子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上必然要表现出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不可避免的陈旧痕迹。我们要的是对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合乎科学的结论,而不是这以外的其他什么。科学的结论只能从事物的本来状况中得出。我们应当面对矛盾,不可回避矛盾。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纯而又纯了,一成不变了,客观世界的运动、人的认识也就完结了。郭沫若的哲学思想,自然也不是某种纯而又纯、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是那样,事情就会变得无血无肉,变得不可理解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到什么程度,涉及的范围多广,影响多大,有什么特点等等,这一些,都只有由郭沫若哲学思想研究来作出回答。当代历史和哲学的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这个方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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