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们——访琉璃厂中国书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们
——访琉璃厂中国书店
本报记者　余章瑞
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的建设，尽管拖了好几年，现在总算初具规模了。人们透过脚手架可以看见一幢幢明清式的建筑，高脊飞檐，木楼朱柱，很有一番古朴典雅景象。这里自清初以来，就是我国古书的主要集散地，特别是从清乾隆38年（1773年）四库开馆之日起，更是文人学士流连忘返、歌咏吟唱的场所。光是记载这里的书铺名号沿革的文章，就有乾隆己丑年李文藻写的《琉璃厂书肆记》，辛亥革命后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后记》，三十年代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和六十年代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四记》。从盛清一直到1958年公私合营，这里古旧书店薪尽火传的历史都有了记载。琉璃厂书肆五记、六记……一定会有人接着写下去，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书店从业人员的肩上。
中国书店开办于1952年，1958年与100多家私营书店合营，随着总店从国子监迁到琉璃厂原海王村公园旧址。现在它拥有文奎堂、邃雅斋等19个门市部，是全国最大的古旧书店。
为了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使它们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中国书店收购人员身背海报，跋山涉水，到过除台湾、新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他们收购到的宋版书就有《楚辞》、《说文解字五音韵谱》、《诗集传》、《开宝藏》等多部，有的历八百年还书品完好，有的是海内孤本。他们收购到的磁版书《周易说略》、泥活字版书《翟氏宗谱》和《泥版试印初编》，光是从我国印刷术发明史来说也很有版本价值。1981年夏天，他们打听到一点影影绰绰的线索，抱着一线希望，赶到山东省即墨县城，挨门挨户寻访，终于在一家收购到两件有较高历史文物价值的资料：一是明朝正德年间兵部尚书彭泽的20封手札，一是同时期山东参政陈沂的《崂山游记》手卷。他们经过多日寻访，在云南昆明市一位老中医的后代家中收购到一批早期进步期刊和革命文献，其中有肖楚女的《社会科学概况》，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为研究党史及现代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1974年，收购员种金明和翟顺通被约到北京一家四合院收书。大垛的书堆在廊子里，上面压着破板，尘土很厚，看样子有几年没动了。收购员打开书垛，一看大都是残卷本德文书刊。经过多方寻求，终于收购到一部完整的德文期刊《新时代》，共35册，考茨基主编，斯图嘉特出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出版于1883年至1922年。恩格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许多重要著作，《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是在第四、第五期上刊登的。我国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最后三卷。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曾向国外订购影印本，但订了两年也没见到书。中国书店将这套书提供给他们，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收购员张金华在市内串胡同收书时，在一处小杂院的两间小屋里，发现了一部英文版多卷本《一千零一夜》，但只有1、5、6、16、17卷，是英人伯顿1885年到1888年私人印刷的限定本，共印千部，这部是646号。他们跑了十多次，费时一年多，才从原书主人的三个儿子手中完整地收购回来。
从废纸堆里淘书算是琉璃厂书肆的传统货源。当年通学斋书铺东家伦哲如教授就从东西小市打小鼓的人手中淘到不少好书；经营过通学斋后来成为目录学家的孙殿起，也常到废纸坊挑书。现在，中国书店的收购人员也经常跑废品站、造纸厂。文化大革命中，古旧书属于被横扫之列，不少人把成麻袋的古书往废品站里送。就在这场浩劫中，他们在北京永定门外废品站抢救出珂罗版名人画册一大车，在朝阳门外废品站捡出《二十五史补编》等古旧书一大车。在通县造纸厂，他们打开巨大的废纸垛，挑选出历史文献资料数十吨。老收购员郭纪森每星期要到物资回收站跑四趟，十年不断，共运回图书24，000公斤。
中国书店的领导要求收购人员有广博的知识，古今中外，历史文物，版本源流都得懂一点。不少年轻人在书店办的古旧书学习班学了四年，进步很快。1976年进店工作的仲连庆担任了收购组组长。一次一位大学教授让他的儿子到书店，说要出售一部二十四史，让派人到家中去看。第二天，仲连庆蹬上三轮板车来到老教授家，老教授一看是个小青年，就露出不信任的表情，问：“你知道七百一十一册的二十四史是什么本子？”仲连庆知道老教授在考他，便回答说：“七百一十一册的二十四史有老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和涵芬楼的三种，老同文的是白口，五洲同文和涵芬楼的是黑口，涵芬楼的书口上还有‘涵芬楼’字样，不知您的书是哪一种？”老教授一听赞许地笑了。终于以合理价格成交，仲连庆满载而归。
中国书店有一批擅长传统木版刻印技艺的老工人，近几年来，他们扶植社办木版书籍印刷厂，刷印了一批珍稀古籍，受到学术界的欢迎。陈垣家刻本《励耘书屋丛刻八种》，已刷印四次近千部。古代法律专著和参考书《沈寄簃先生遗书》、《唐明律合编》、《庆元条法事类》、《元典章》等古籍已多次刷印发行，为研究我国古代法律提供了资料。
修复古旧书刊，使它们变残为全，变死为活，整旧如新，配套成龙，是这家书店的一项重要业务。1981年他们修配补齐了《元明善本丛书》《四部备要》等古旧残书1，253部，《张迁碑》等碑帖拓片近千部册，补抄配齐了明版《楚辞》《潇碧堂集》《大明一统志》等15部。
有一次，从山东农村寄来半部宋刻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他们很高兴地收购下来，但又为其残缺不全而惋惜。他们从残书堆中找到另外半部，虽不是原书，但经过他们的修整，终于配全了这部宋版书，提高了它的文物价值。
老工人邢芳录在整理旧碑帖时，发现了刻版较早的《道经》残页。刘连仲在查配元刊本《通志》时，从一部破损的线装书里发现了三张《新编校正西厢记》残页，经过研究核定，可能是元代刻本。传世《西厢记》版本虽不下四十种，但公认最早刻本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这三张残页的发现可为《西厢记》的成书出版上推一百多年。
中国书店的同志们不光是在做买卖，也是在对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不能从天而降，它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对旧文化有所承传，有所择取，所以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文化街的建设正在抓紧进行，琉璃厂书肆的再度繁荣是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