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变得聪明起来——六届全国人大侧记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们正变得聪明起来
——六届全国人大侧记
本报记者　艾丰
决策，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人民代表关心和监督自己政府的决策情况，是自然的。
人们都还记得，前几年，一些代表曾对政府部门在经济决策上的某些失误，提出质询和批评。群众也对某些领导者交了“学费”而“学业”进展不快不够满意。这次人代会上，一些代表对于政府工作在这方面的进展给予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希望。
我们是善于学习的
六届人大代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窦国仁同志，是位河流泥沙专家。他本人，从七十年代初，就参加葛洲坝工程的科研工作。他所在的研究所，现在承担着南水北调工程的科研任务。他从亲身经历感到，这两项工程的不同决策过程形成了对比。1970年，葛洲坝工程在泥沙、地质、截流、航运几大问题都未落实的情况下，草率上马。开工不久，难题成堆。1971年6月，他曾就泥沙问题向国务院调查组做了汇报，许多专家反映了意见。决策草率，结果，不得不炸掉不合格的坝基，重新设计，重新施工，浪费巨大。
“那时，主持讨论的周总理认为，在这样重大项目的决策面前，任何空洞的豪言壮语都是无意义的，所需要的是科学。”窦国仁代表说，“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与葛洲坝当时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在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多种方案进行了反复论证之后才做出的。”
具体情况，水电部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负责人姚榜义同志曾向记者这样介绍：1977年底，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上，专家们讨论了南水北调方案，提出许多疑问；1978年7月，水电部再次邀集有关部门讨论，获得基本赞同；1979年，水利学会召开讨论会，分歧、疑虑较多，决策延缓；1980年、1981年，北方干旱，京津缺水，南水北调呼声又高；1982年11月、1983年1月，根据赵紫阳总理批示，各方面专家论证，并经国家计委和水电部等有关部门、有关省市再次研究之后，国务院批准了水电部《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决定将长江水沿着京杭大运河输进南四湖、送至山东济宁。北方究竟缺不缺水？是否可用引黄代替？西、中、东三个方案优劣如何？南水北调会不会扩大血吸虫病区？会不会影响沿途生态平衡？对长江口有何影响？这个方案是在对上述问题有了比较满意的回答后，才确定的。第一期工程先引水到济宁，不仅有现成河道可利用，而且风险较小，可为争论较多尚未确定的北段引水提供实践经验。
六年之中，经过六步，弄清六大问题，这三个“六”就是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决策过程的概括。它说明，过去的经验教训，正在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赵紫阳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是保证当前好形势继续发展而不致于重蹈覆辙的首要条件”。而正确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体现，是稳步前进的前提，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走在决策科学化的道路上
小生产的决策，一个有经验的家长，凭自己“拍脑袋”就足以做出；现代化大生产，复杂的当今经济，要做出正确决策，莫说单凭一位首长的头脑不行，就是一个领导班子的智慧，也常常难以应付。它需要把正确的理论、中外古今的知识、各方面的信息同当地实际“熔于一炉”。于是，决策本身就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一些代表认为，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的领导部门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正开始走上决策科学化的道路。
“经济落后，经济思想可不能落后。”六届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石山同志这样说。接着，他列举了我国领导机关在决策思想上的几点重要变化：
正确理解了政策和科学的关系。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说到底，靠政策也是靠科学，政策是社会科学。
正确认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片面理解向大自然开战，“和老天爷对着干”。明明地下无水，偏要遍地打井；眼见山坡陡峭，硬是砍树造田。结果，人和自然一起遭殃。现在，这种把自然界当成异己力量加以征服的观念，正在被人和自然协调一体发展的观念所代替。保护生态平衡和保护自然资源，是发展农业的前提。这样的思想写进中央文件，就是证明。
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决策中的作用，今天已成为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举目今日之中国，各种类型的学术性会议，代替了过去的开不完的大批判会；“棍”、“帽”齐飞的场面，早已为认真切磋的气氛所取代。记者曾经参加过一系列这样的会议，有学术团体召开的，有学术团体和主管部门联合组织的；有探讨战略的，有研究某项政策的，有论证规划或方案的。在这些会上，领导者同科学家在亲切握手，民主与科学正努力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实行着“彼此渗透”，百家争鸣与统一决策尝试着取得和谐。这些新的气象，实在令人兴奋！
仍然是个迫切的问题
当然，一些代表也指出，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不可估价过高；有些领导人对于决策的科学化还没有象“拍脑袋”那样习惯；个别领导人甚至对专家们热情的建议抱冷漠、反感的态度。
更要看到，我们的决策面临着复杂的课题。一位从事多年政策研究工作的代表对记者说，目前要特别注意下列三方面的决策问题：一是基本建设。“一五”期间，一个大项目，在周总理那里要讨论好几天。现在情况更复杂了，要求我们考虑得更周密。大项目要统筹安排，投资高峰要相互错开。二是各方面改革。要经过试点，稳步前进。试点是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试点工作也要按照科学决策的要求加以改进。决策的依据当然不止于试点。三是利用外资。要考虑国内配套能力和资金回收周期。
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仲礼曾在国外呆过多年，他认为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的总统下设庞大的智囊团，社会上也有专门的咨询机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这些机构都是为他们决策服务的。我们国家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设立了一些调研机构和咨询机构，这是很必要的。他说：“当我听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同这些研究机构的专家经常接触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他还介绍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设立咨询部的情况，他建议这方面的机构还要大大加强，因为它是科学决策的组织基础。
一些代表还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存在着这两种现象：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调研和咨询工作，就是缺少人手有待加强的部门。为什么不调集和培养更多的人来干这个方兴未艾的事业呢？应当说，这是完全可行的。（附图片）
六届人大代表、福建省莆田地区医院妇产科主任、主治医师林秀娥（左），从1963年底起，做输孵管结扎手术六千多例，没发生过事故。
图为林秀娥在大会住地和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余宝笙（中）、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夏美琼（右）交谈工作中的体会。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