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好友忆当年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日本通讯

同窗好友忆当年
本报记者　孙东民
廖承志副委员长不幸逝世之后，从日本政府首脑到各界人士，前来我国驻日使馆吊唁的有二千多人。其中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站在廖承志同志的遗像前长久地默哀。离开时，老人只说了一句：“我们是五十多年的好朋友啊！”就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着泪花，陷入悲痛之中。
这位老人，是廖承志同志早年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的同学、现在的东京太田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川村统一郎先生。
川村先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社长，他在办公室里同记者谈到他与廖承志同志在早稻田大学时的交往。办公室的正面，悬挂着他访华时带回的书写有“纯正不曲”四个大字的碑帖。他与廖承志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就摆在这四个大字的下方。这是他多年以来的陈设。从中，人们可以看出廖承志同志在他心中的地位。
川村老人端详着廖承志同志的照片，思绪飞回到五十多年前，那时他是早稻田第一高等学院的学生。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二十年代，他曾因反对日本军部侵略中国而受到过停学处分。为了消除思想上的苦闷，他加入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文化思潮研究会”。老人回忆说：“约在一九二八年春天，文化思潮研究会举办《无产者教程》学习会时，一位身体结实，留着光头、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也参加了进来。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公子廖承志君。廖先生操一口标准的东京口音，一般人不知道他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相识之后，经常在一起交谈、讨论问题。他熟悉日本文化，通晓日本和歌、川柳、俳句，读过许多日本小说。”
廖承志同志一九二五年再度东渡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在学习期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驱逐出境，又回到了中国。
川村先生说：“廖先生性格豪放，充满幽默感，待人真诚，又有坚定的意志。他对我说过，在学校光研究学问是不行的，为了中国革命，还要斗争下去。我清楚地记得，那年五月的一天，我们坐在当时第一高等学院校园内游泳池边的草坪上，眺望着天边变幻无穷的白云，对中国革命神驰思往。我们互相交谈着，走出校门，过山吹町、神乐坂。通过神田，一直谈到日本桥。”川村先生同情中国革命，对廖承志同志胸怀大志十分钦佩和感动。他曾冒着风险，多次受廖承志之托，将《无产者新闻》等当时的进步刊物转交给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志士和留学生。川村老人回忆说，“我当时对廖承志君从事中国革命活动是知道的，只是心照不宣，没有说开过。”
廖承志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自然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他在日本曾二次被捕。川村老人说，“因为我后来被投入监狱，廖先生何时回国我并不知道。只记得有一天，我们在神乐坂一家料亭里吃饭时，他突然对我说，现在这个形势，我不知何时回国，说不定今天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但我相信今后还会见面的。”由于战争的不幸，此后在二十多年里川村先生一直不知道廖承志的下落。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廖承志同志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时，见到了长时期没有见过面的这位同窗好友。一九六五年，廖承志同志邀请川村先生访问中国。那时廖承志同志刚陪同陈毅副总理参加一次国际会议回国。廖承志同志特意与王晓云同志一起，陪同川村先生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川村老人深情地望着当年在廖承志同志家里一起拍摄的照片，心中又禁不住涌起一阵激动。
老人说：“廖先生是一位重情义的人，他怀念他在第一高等学院时的老师中谷博先生，一九六六年春天还特意邀请中谷先生夫妇作为他的朋友访问过中国。”
川村老人在一九六五年以后访问中国十余次，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他的同窗好友。他原想今年秋天再去北京。
他说，“廖先生去世的前一天夜里（六月九日），我们同窗会‘停云会’还在池袋的一家料亭里聚会，我们和宫川寅雄先生等还在斗方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准备托二十一日访问中国的中林先生带给廖先生，没想到竟成了终生憾事……”
老人说：“得知廖先生去世的夜里，我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朋友，我们有着同志式的感情。廖先生的去世，使我更加坚定了为日中友好渡过余生的决心。”这时，川村先生拿起笔来，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来表达他今后的决心，他认为这才是对廖承志同志最好的怀念。
告别川村先生，不禁想起近几天来日本各界朋友对廖承志副委员长逝世所表达的真挚情谊。日本朋友送的摆在廖承志同志遗像周围的五百多盆鲜花，象征着中日友好事业在日本有着广泛、深厚的基础。廖承志同志虽然逝世了，但更多的人正在对他播下的友谊种子和鲜花更辛勤地耕耘和培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行列浩浩荡荡，他的生前好友川村统一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