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志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承志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童小鹏
10日下午，我和正在参加六届政协的一些同志，突然听到廖承志同志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回想6日全国人大会上他在主席台上听完了赵紫阳总理的报告，正在为他的健康好转而高兴，谁想到党和人民准备委以重任提名他为国家副主席之际，他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家都痛惜党和国家又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痛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士！
我和承志同志个人交往和工作关系已经四十六年。他那历尽艰险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高贵品质，平易近人热心关怀同志的真情实意，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宽广胸怀，都使我深受教育。自他去世后，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37年10月在南京认识承志同志的。当时，已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成立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承志同志是根据党中央决定由延安来南京，准备经过上海去香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在此以前，早就听说过他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公子。17岁时，他的爸爸就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不久他就离开革命的妈妈到上海、日本、西欧和苏联参加革命活动，并经受了公开工作、秘密工作以及监狱斗争的考验。特别是1933年到达红四方面军工作后，因不满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几乎被杀害，幸好他和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少数知识青年能文善画，才被“控制使用”而免于难。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领导下，才开始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所以他一来到南京办事处就受到同志们的热烈欢迎。他那时29岁，老同志亲切地叫他“小廖”，我23岁，就和年轻同志一起敬佩地称他“承志同志”。接触不久，他那对抗战充满胜利信心，对同志十分热情和生动活泼的性格，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0月底，南京告急，办事处决定撤退。那时，坚持在南京工作的只有叶剑英、李克农、袁超俊、吴克坚、王应絮和我，加上因上海失守不能去港的廖承志，七个人分乘两辆破旧小汽车（我们戏称为“烂背骡子”），沿着南京、芜湖、屯溪、南昌、萍乡、长沙的破烂公路，爬过重重高山，渡过条条河流，通过国民党的层层检查，辗转到了长沙。因车子已不堪使用，又改乘小火轮，到汉口已是12月了。沿途虽然艰苦劳累，但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特别是廖承志同志，无论在途中或在宿营地，都作了许多精彩表演，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在漫长的行程中充满了欢声笑语，他真成了我们的“俱乐部主任”。从此，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1938年初，根据中央决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承志同志离开武汉，经过广东到了香港，这时他才又见到离别了几年的老妈妈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在香港，他很快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团结了大批的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药品和军毯等，及时转运到武汉和重庆；他克服各种困难给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纵队、东江纵队以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在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结识了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揭穿了国内外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他领导了大批朋友和同志们的安全转移工作后，回到广东中共南方工委担任领导工作。1942年春，因叛徒告密，他和南委副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相继在乐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关在江西，使他遭受了比过去更为残酷的监狱生活。但他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他耐心向看守人员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大约在1944年，曾感动一个看守人员为他秘密转送了一张小纸条和两幅小漫画到重庆。纸条上的大意是：他被关在江西泰和的马家洲特务机关，身心都健。张文彬已被折磨致死。涂振农（广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已叛变。一幅漫画画着他在吃饭，从饭里拣出一堆沙子和一只蟑螂；另一幅画着他坐在一个木马桶上大便（说明连厕所也不让他上），几个大蚊子叮在他的屁股上。当时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周恩来、董必武和我们工作人员，看后都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极端愤慨，对承志同志的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表示敬佩。恩来同志一面立即报送中央，一面即向国民党再次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捕）和一切政治犯。由于承志同志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和在狱中的英勇斗争，1945年6月在延安七大选举时，他以最高的票数被选为33名候补中委的第一名。
经过恩来同志的不断交涉，特别是1945年8月毛主席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谈判，经过斗争后，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在协定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释放政治犯”等条款。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我党代表团又据理力争，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同志。同时，宋庆龄、何香凝也不断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廖承志。
我代表团得到国民党关于承志同志即可出狱的通知后，大家都十分高兴，即派人上街为他购置了西装和衬衣，并准备了鞭炮，同时布置了一间宿舍。1月22日，是承志同志走出地狱回到党的怀抱的一天，也是中共代表团最热烈的一天。当他穿上新衣在代表团干部陪同下来到代表团驻地时，受到全体同志的热烈欢迎，鞭炮声震动了山城，连过路的公共汽车内的乘客也探出头来观望。
邓颖超大姐亲切地走上前去迎接他，我当即给她两人照了一张合影。照片记下了他当“囚犯”的痕迹：一头长发和小胡子，一根用竹根做的小烟斗。这张照片现在已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了。承志同志自由了，但他一出来就关心仍被囚禁的叶挺将军等同志。当新华日报记者访问他时，他说：“希望被禁的政治犯都能自由！”这是多么铿锵的语言啊！
将近四年的折磨，他的身体与他妈妈对他亲切的称呼“肥仔”不相称了，可是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干劲更足了。刚理完发，洗过澡，清除了牢里带出来的虱子和污垢，就积极参加代表团的工作。3月31日，他做为中共代表飞往广州，和国民党当局张发奎谈判，根据“双十协定”规定的将东江纵队撤到山东的具体方案，他胜利地完成了任务。5月初，又随代表团飞往南京做宣传工作，他为《群众周刊》撰写和审查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肚子饿了，就走到巷口吃几个茶叶蛋，又接着干。当时李维汉同志负责最后审稿，对他曾有过一句评语：小廖的文章你怎么改他也乐于接受。这说明他的虚心。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破坏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南京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在解放战争中，廖承志主要负责新华社工作，在战争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建国后，他负责侨务工作，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我们的工作关系更密切了。他严守组织纪律，对中央的统战政策和侨务政策都坚决执行。一切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文件，都提到部务会议讨论。
最使我难忘的是十年浩劫中的几件事。1966年秋“文革”高潮时，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党和国家机密，到处搜集整老干部的“黑材料”。承志同志保存了一批绝密档案，为了避免损失，他亲自同我商量，由我派人妥善转移到了中南海后他才放心。不久，他就被扣上各种“帽子”，被夺了权，抄了家，但机密文件没受损失。1967年1月，我也被“夺权”靠边站了。当我得知周总理为了保护他免被揪斗（当时他已患有严重心脏病），以写检查为名让他住进中南海外办时，一天晚上，我冒着“造反派”盯梢的危险到外办去看他，使他喜出望外。我们商量好了关于转移文件的共同口供后，即交换从家属中得到的有关“文革”的“情报”，交谈对专整老干部的一些不满意见。此时，真感到“话逢知己千句少”的同志情谊。
1972年，我同老伴紫非经过各自的干校“改造”了三年回到北京，我们去看承志同志。当他知道紫非得了冠心病后，当即把日本友人送他的“救心”送给她，并告诉她怎样治疗。1981年7月，我患心肌梗塞住了院，他来看我，并介绍治疗心脏病的经验，特别强调要乐观，要从思想上去掉对心脏病的恐惧。去年秋，为他动心脏手术的美国大夫来检查他的身体，他还通知我去检查。因我当时已去东北休养，知道这个消息后，使我十分感动。
承志同志不论是从“小廖”时代到“廖公”时代，还是从一般干部到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论是对党内还是对党外，几十年来总是那样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特别值得学习的是，无论是开会讨论或是个别商量问题，他都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做到从善如流。当发现工作中的缺点时，他勇于作自我批评，甚至为别的同志承担责任。当工作有成绩时，从不自夸。
承志同志十分重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今年4月15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召集了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同志开座谈会。会前他同意参加，但临时通知要他到车站去接潘汉年同志的骨灰，时间有冲突，他就提前赶来和大家照了像，到车站后又赶来参加座谈会。在会上他特别提到要对恢复和发展广东党有功劳、后被国民党特务折磨致死的张文彬同志做出正确的评价，要把对他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纠正过来。这种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给了到会同志以深刻的教育。很可惜的是，他在抗战时期中的许多宝贵经验，来不及留下来做党史资料了。但我们有责任加以收集、整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廖公的丰功伟绩。
值得怀念的事太多，真是纸短情长，言不尽意。对承志同志最好的悼念，就是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继承他的遗志，为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贡献一切！（附图片）
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狱后同邓颖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