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还在我们身边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爸爸还在我们身边
廖蒹
爸爸离开我们去了，他走的是那样匆忙，那样突然。六届人大前，爸爸到南方出差半个多月，天气炎热，一路辛劳，患了感冒。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带病参加了外事活动。由于低烧、咳嗽使他不得不住进医院，但几乎没有一天停止工作。
6月1日，爸爸满心高兴地答应小孙子参加他们学校的营火晚会，因实在力不从心，才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送去，并向学校表示歉意。
6月3日一早，爸爸赶去参加六届人大代表的有关会议，中午病情加重，刚出医院两天，又住进了医院。
6月6日，爸爸谢绝大夫的劝阻，穿上最喜欢的衬衫，让警卫员用轮椅把自己推到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坚持听完赵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6月8日，爸爸请秘书打电话检查工作。
6月9日，爸爸津津有味地与一个叔叔谈六届人大，谈祖国未来的繁荣，批评文艺演出中的一些不正之风。
6月10日黎明，爸爸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还想做许许多多的工作，他为人民、为国家工作到了最后一刻。爸爸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还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我第一次见到爸爸
我童年刚刚记事的时候，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的阿嫲（广东人对祖母的称呼）。四十年代初期，祖母何香凝带着我和弟弟从香港逃难到桂林，当时，祖母要参加一些进步活动，还要画些画儿，换得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寇投降以后，我们祖孙三人又回到香港。有一次，祖母带我们到朋友家去玩，回来的路上，我问祖母：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父母，我怎么没见过爸爸、妈妈。这时，阿嫲抚摸着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总有一天会团聚的，等着吧，这一天就要到了。”那时，我太不懂事了，我出生的时候，爸爸正在香港组织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周恩来伯伯的指示筹集资金和物资，后来他就到粤北参加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去了。抗战胜利时，爸爸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爸爸为革命东奔西走，顾不上照顾年老的祖母和我们幼小的姐弟。
我七岁那一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和弟弟准备睡觉了，忽然有人来找祖母，还送来一封信。祖母看了信，一下把我和弟弟搂在怀里说：“快收拾一点东西，跟这位叔叔走，你们就要见到爸爸了。”在广州，祖母带我们见到一个风尘仆仆满脸黑胡须的人，我和弟弟都吓呆了，只见他看到祖母便立刻扑了过去，祖母回过头叫我们：“傻孩子，快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啊。”还没等我们醒悟过来，爸爸的大手早已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了。他用劲地亲吻我们，脸上的胡子把我和弟弟扎得直叫。祖母见到这情景高兴地笑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感到父爱的温暖，在几十年为革命奔忙的父亲面前，这温暖是多么难得呀。
爸爸不让我们去海外
我们家在海外的亲戚很多，有祖父一系的，也有祖母一系的。祖母生长在香港，她同辈的姊妹兄弟就有11个人，现在到了第四代。爸爸曾说过，光他在海外的同辈表亲就能坐上十桌。近年来，我们国家实行开放政策，许多亲戚回来探亲时，都向爸爸提出可以资助我们姊妹兄弟出去留学，也曾邀请我们到国外探亲。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爸爸总是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婉言拒绝。直到现在，我们姊妹兄弟六个人，没有一个出国留学，也没有一个到海外探过亲。我出生在香港，在那里学习到小学四年级，是香港许多亲戚看着长大的。前年，一位亲戚专门写信来邀我去香港探亲，他到北京来时，也当面向爸爸提出此事。于是，我按照手续在单位提出申请，逐级上报，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申请转到爸爸手里，就被他扣压了。直到今年春节，那位亲戚在广州见到爸爸时，又提到此事，爸爸当时点了头。可是当我去问他时，爸爸只是对我说：国内不是挺好吗，去香港干什么，还要花人家一笔钱。这样，我去香港探亲的愿望就落空了。
我们理解爸爸的心思。这几年，有些人借党的开放政策，眼睛盯着海外，千方百计找关系到外面去，羡慕海外的生活方式，爸爸对这些很不赞成，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这一套。我们都服从他的意愿了。我的小弟弟豆豆，去年在暨南大学毕业，他的女朋友要到美国留学，豆豆也想同去，结果爸爸硬是没让去。他们结婚之后，豆豆安心留在国内工作了。
爸爸和他的外孙
我的儿子是我们家第四代的头一个男孩子，他小的时候，我在门头沟工作，不能经常回来，他就生活在老祖母身边。我祖母非常喜欢这个小外重孙，常常要自己带着他睡觉。爸爸也很喜欢他，遇到照相总把他拉在身边。这个孩子的脑袋又大又圆，爸爸就喜欢摸他的大脑袋，一有空闲就叫：于旦过来让公公摸摸脑袋。尤其是十年动乱中，爸爸被“四人帮”软禁起来，当时，只有妈妈能够去探望爸爸，妈妈每次去时总要带着我的孩子，爸爸见了孩子高兴得不得了，拿烟盒纸给他画小人，画他的大脑袋，孩子每次回来，总要拿回一把外公的画儿。在困境中，孩子给了爸爸很大安慰。
孩子上学以后，数理化成绩不太好，我们夫妇也很希望他能去学习外语。爸爸是外语学院的名誉院长，那里有他的许多老部下，我们想通过爸爸的关系让儿子到外语附中去学习。爸爸听了以后，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条件：孩子的学习成绩要在八十分以上，还要拿回考卷给他看；看了卷子还要当面考外孙，让孩子用英语和他对话，还要用英语唱支歌。当孩子站在他面前，唱了日本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以后，爸爸高兴得脸上堆满了笑容。可是，当我们鼓动儿子向外公提出到外语附中学习时，爸爸却不说话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向爸爸提起过。是爸爸不喜爱他的外孙吗？不是，他们祖孙之间感情很深，听到外公去世的消息，孩子痛哭得吃不下饭，是爸爸不喜欢他的外孙沾染上特殊化的坏风气。
不让一个亲属上船
1979年5月，爸爸率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我们知道他掌握着一部分名额，都很想去。有一天吃饭时，大家就故意议论起这件事，开始，爸爸不表态，后来，终于说话了，可是却使我们大失所望，他说：这是出国访问，小孩怎么能去呢！我们是没希望了，我们想，大姑妈还有可能去，因为她在日本长大，那里有很多朋友，爸爸又只有这么一个同胞姐姐，她还是符合条件的。但是，爸爸却仍然不同意，他反复对大姑妈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愿意为中日友好作贡献，可是，这次我是团长，不能照顾自己的亲属，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友好之船回国以后，社会上有许多传闻，说爸爸不但带了子女还带了孙子、阿姨。我们都觉得冤枉，爸爸却一笑了之。
给儿媳的一封信
那是1971年的时候，爸爸刚有一点自由，在报纸上处在“还有”的地位，我的大弟弟恺孙正在和他的爱人小赵谈恋爱。小赵出身在一个普通人家庭，是个芭蕾舞演员，对这门亲事她顾虑重重：一怕不门当户对，爸爸官复原职以后会看不起自己；二怕自己的脚受了伤，手术以后万一不能再上舞台，事业也没有前途了，更被人看不起。恺孙把这些苦恼告诉爸爸以后，爸爸当即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写了一封信。
他说：“首先必须告诉你，你所顾虑的问题全都是不必要的。……我也曾是演员，演员的心理我是了解一二的。你的职业病，固是可惋惜的事，但也并不严重，相信今后也不致影响你的艺术前途。可是，你竟以为我们是势利到如此地步，以为你‘红’了，就‘巴结’你；不‘红’了，就会相视如路人么？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经过的事也多了，世故也不为不深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诚挚的革命的感情更为重视。对你的职业病，及一切因此而起的影响，你完全不必过分过虑。”
“其次，你也竟以为我们会如此势利，一旦‘解放’了，就翘起尾巴，翻眼不认人了么？我们经过的事也多了，世故也不为不深了，人所深为嫉恶的事，我们并不愿意做。你的姐姐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那又有怎的？你一切放心好了。你不必太过‘世故’。鲁迅说得对，不世故不行，太世故更不行。你应当放下一切心头上的包袱……要相信我们。我们只祝福你们好。”
爸爸这番推心置腹、平等亲切的谈话象一股暖流，冲掉了儿媳心头的忧虑。后来，他们一直生活在爸爸身边。我们姊妹兄弟六人中，有四人都是同工农子弟结合的，爸爸从来都是平等对待。
收留遗孤　待若儿女
爸爸不趋炎附势，不以门第取人，也不以男女厚薄相待。我们家里孩子不少，可是爸爸还曾经收留过几个烈士遗孤，在家里同亲儿女一样对待。罗伟明的父亲是一个工人，是三十年代同爸爸一起在上海被捕的难友，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解放初期伟明在北京念书，住在我们家里，爸爸待他很好。后来他同我一个表兄一起参加了志愿军。叶挺将军的女儿健梅也是爸爸留在家里，同我一起上的中学。
在生活正常的年代是这样，在动乱年代爸爸仍然是这样。1967年，贺龙伯伯和薛明阿姨都被“四人帮”关押起来了，他们的三个孩子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有一天，我的小妹妹丁丁把他们的女儿幼明带回家来。当时爸爸已经被批斗了好几次，家门口的大字报都贴满了。可是，爸爸还是把幼明留下了，关心她的吃住，安慰她不要太伤心，希望她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去生活。有一次，爸爸要出去，他走到院子里，又返回幼明屋里，嘱咐她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里住着，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就是这一次，爸爸离开家就被“四人帮”软禁起来，五年以后我们才又见到他。
爸爸的遗愿——台湾回归祖国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去年夏天，爸爸发表了给蒋经国先生的信，那坚定有力的词语我们是熟悉的，这是爸爸不辞辛苦，为之奔走的心声。记得是去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爸爸叫我们都回家去，商量去广州参加祖父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祖母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吃过晚饭，大家坐在院子里的雪塔松下乘凉，谈起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弟弟问爸爸：这封信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可是，祖国统一真的有希望吗？爸爸十分肯定地说：当然有希望，我们毕竟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是红毛蓝眼睛，有什么前仇不可解？我看团结、统一是大局，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统一。如果现在蒋经国同意，我就立即飞到台湾去。
看到爸爸这样充满信心，我们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说：那时候爸爸一定带我们去，我们也想早一天看看台湾。爸爸连连点头，嘴里不停地用广东话说：“嗨呀，嗨呀，嗨呀！”弟弟又追一句说：爸爸现在说得好听，到那时候准不成了。中日友好之船的时候，明明爸爸手里有名额，就是不让我们去，什么“影响不好”啦、“特殊化”啦，都来。爸爸忙补充说：“不，不，去日本和到台湾不一样，那是出国访问，这是串亲戚。我们还是不信，直到逼着爸爸和我们一一拉勾才算作罢。
我万万没有想到，爸爸的话语还响在耳边，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去台湾竟成了爸爸的遗愿。
（原载6月25日《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