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笑声长在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大地

他的笑声长在
李湄
6月10日清晨，我赶到医院，含着眼泪，以我对承志舅舅的全部的爱，亲吻了他冰冷的额。晚上，我默默地坐在书桌边，拉开抽屉，拿出珍藏多年的纪念物。一张发黄的纸——三十七年前舅舅为我作的一幅画，是他留给我最好的纪念。
1946年初，党中央将舅舅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出来。不久，他到了南京。周恩来同志派人把我的母亲廖梦醒和我从上海接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去看望他。自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来，母亲和他已有四年多没有见面了；舅舅坐牢期间，我的父亲李少石在重庆遇难。会面后，舅舅发现我一直还摆脱不了丧父的哀伤，作了一幅画送给我。他画的是一个胖子笑眯眯地坐在椅子上，顽皮地在?眼睛。题词是：“革命者的神经，不要象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向着天，永远不要消沉！”
画如其人。承志舅舅的确一生豁达乐观。全国解放后，只有一段时间人们听不到他的笑声，那就是妖雾弥漫的十年动乱时期。那时，我很想念他，但无法见到他。我知道，全民族都陷入了灾难，他一定不会快活。我托舅妈把已收藏了二十多年的这幅画给他带去。这幅画，对我们两人都曾先后起过鼓舞激励的作用。
确实，舅舅的革命意志象钢丝一样坚韧。1933年，舅舅在上海被捕。外婆何香凝不顾严重的心脏病，叫辆出租汽车，开到警备司令部门口，坐着不走，要求蒋介石放人，否则干脆连她一同投入监狱。蒋介石再三考虑，怕外婆万一死在警备司令部门口不好向国人交代，不得不同意由她和柳亚子先生出面具保，把舅舅领回家，条件是要保证舅舅今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国民党的监狱怎能吓倒革命意志坚强的舅舅？不久，他便在外婆的掩护下逃出上海，到苏区去了。临行前，他留了一封信给柳亚子先生，感谢他的营救，告诉他自己必须出走，希望他能理解。舅舅一向对外婆很孝顺，信中写道，他很不放心母亲，然而“忠孝不能两全”，他拜托柳亚子先生对他母亲多加照顾……
我面前的这幅画，正体现了舅舅的性格，革命者的性格。它帮助我克服了当时的悲痛情绪，使我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
舅舅对我的关怀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记得1949年春天，我们抵达北平不久，舅舅就问我打算上什么学校。那时，我认为只有参加工作才是革命，断然拒绝上学。舅舅耐心地劝我说，祖国要进行建设，需要很多有专长的人，不学习决不能很好地工作。我就是不听，入了华北大学政训班。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穿上发的制服，居然成了革命干部，心中十分得意。不料，没过多久，舅舅竟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以我为例，教育青年应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他的外甥女不想学习，一味要参加革命工作，没有理解学习和革命的关系。我听到这件事，最初心里大不高兴。然而工作几年之后，果然越来越感到自己知识少，能力低，终于主动向组织提出重新学习的要求。时隔三十余年，这次谈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现在，我已年逾半百，不仅懂得了珍惜每一学习的机会，体会到学无止境，同时也感到了攀登知识高峰的乐趣。感谢你，舅舅，我的启蒙老师！
五十年代初，我所在的单位来了一位外国知名艺术家。每次演出，她都要求把灯光打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许多同志对此不满意。一天，我无意中在舅舅面前提起这件事，也不以为然，谁知竟遭到他的批评。他说，对一位艺术家，首先应该尊重她在艺术上的造诣，不应该在小事上吹毛求疵。还说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自己什么也不懂。我和他顶起嘴来，但又说不过他，最后以我大哭一场而告终。这是我和舅舅唯一的一次冲突。不过，自此以后，我就懂得了应该尊重有学问、有文化的人。
舅舅学识广博，多才多艺，对文学、电影有很高鉴赏力。去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美籍华人摄影师黄宗霑作品回顾展。一次闲谈中，我提到黄宗霑有一部影片叫《老人与海》。他马上说：“那是海明威的作品。原著我读过，写得很动人。”另一次，他看了一部描写京都往事的日本影片，这部影片全部对白都用京都方言，不好懂。舅舅不单全部听懂，而且很赞赏影片的导演、摄影等等，他说，“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
舅舅尊重文化，也尊重知识分子，尤其尊重归侨知识分子。他认为归侨知识分子远离亲人、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国参加建设，应该得到更多的关心。去年，一位归侨到我家作客，他五十年代便从日本回国，现在已是两鬓花白的业务骨干。他的日文很好，曾得到过舅舅的夸奖。这位朋友很敬慕舅舅，希望舅舅能写几个字给他留念。当我告诉舅舅这位归侨的愿望时，舅舅热情地说：“好，我给他画张画。今年是狗年，画只小狗吧。”舅舅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还题了几个字。这位朋友得到这幅画十分高兴。以后还送了一份印有许多小狗的台历，这份台历也在舅舅的桌上放到年底。
不少华侨朋友对我说，他们心里有话，都想找舅舅倾诉。他们只要一说他就懂了，他了解华侨。而他用深入浅出，富有幽默感的语言所讲的政策，也很容易为华侨接受。
在与外国友好人士的交往中，他的热情和诙谐也总是带来和谐的友好气氛。1981年，我随母亲、舅舅参加一次便宴，在座的有几个国家的友好人士。席间，有人请舅舅作画，他随手拿起一张菜单便画了起来。一分钟后，画已作成。这是在座的中国籍外国专家马海德同志的速写像，当然，画面上最突出的是马海德同志的大鼻子。舅舅把笔一放，和围观的朋友一同哈哈大笑起来。
舅舅待人热情，无拘无束。1980年，日中友协邀请我母亲访日。在宇都宫德马先生家举行的赏樱会上，有位日本朋友拿出舅舅给他画的一幅熊猫。那时，日本正掀起中国“熊猫热”，许多日本朋友访华时，都请舅舅画熊猫。不过，这只熊猫却不一般，它双脚直立，挺胸凸肚、笑容可掬，双手交叉着放在腹部，而题词是——“自画像”。看到这幅画，宾主都友好地笑了。
然而，舅舅并不是一个随便得没有分寸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他是很认真的。记得五十年代舅舅主持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时，有一年，世界和平大会要在哥本哈根召开，我的母亲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在整装待发的时候，一位民主人士要求出席这次大会。舅舅便请我母亲把名额让给那位民主人士。他说，民主人士要去，只能由党员让出名额，在党员当中，我当然只能请姐姐让位。母亲对他半开玩笑地说：“那么，你欠我一笔账。”舅舅幽默地回答：“下次还你。”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我国要派中日友好船去日本了。尽管母亲的许多日本朋友那时纷纷来信，希望她能随船去日本，旧地重游，看看幼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但是舅舅提出的访日人员名单中还是没有她。亲姐姐上不了中日友好船，他自己的孩子们就更甭想了。舅舅的海外关系可以说是最多的了，但他的子女却没有一个在国外的。
去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开拍新片《廖仲恺》，扮演外公廖仲恺的演员请舅舅作一次全面的介绍，帮助他体会和进入角色。舅舅在病榻上热情地介绍了外公的情况，谈得很细致，最后一再嘱咐：记住，廖仲恺是一个“人”，你可要把他演成一个“人”！
是的，外公是一个“人”，舅舅也是一个“人”。
亲爱的舅舅，你没有死，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198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