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怀念廖承志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
——怀念廖承志同志
薛明
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和孩子们衷心敬佩的革命前辈廖承志同志同我们永别了！
他的逝世，是那样突然，那样出乎意料。6月10日清晨，噩耗从亲属中传来的时候，我实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着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可是，廖平平和黎明在电话里已经泣不成声。一切都明白了，我再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泪水不住地流。廖公啊，正当党和国家需要你挑起更重的担子，领导人民作出更大成绩的时候，你却猝然离去。你去世得太早了！
在悲痛的日子里，特别是参加追悼大会，听了李先念主席对他的全面而中肯的评价，我回想了许多……
廖公，的确象悼词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位有着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胸襟坦荡，刚直不阿，而又豪放乐观的老共产党员。他有着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很强的政治洞察能力。在严重的政治风浪中，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爱憎分明。1966年，当那一场使人惊愕的内乱刚刚拔地掀天而起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江青一伙的阴谋，同夫人经普椿同志多次用暗语说：“那个戴眼镜的”（指江青）在捣鬼。并且怒火满腔地表示：“好人死了，我们都戴孝；那个戴眼镜的死了，我们戴红花。”他对贺龙同志的冤案，也早有正确的看法。1974年，党中央为贺龙同志平反以前，他和谭震林等同志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洪湖赤卫队》，结束时带头起立高呼：“是个好戏！”引起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等同志卓越的领导，认为“党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国家有希望了。”他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现在是建国以来搞得最好的时期，不会再出现‘四人帮’时的那种情况了。大家要有信心，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一道前进。”
他长期致力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工作，为了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他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去年，他不幸折断了腿骨，住进医院。一个年逾古稀的人，受了这样重的伤，是需要认真休养一段时间的。可是他，手术后只休息了一个月，就坐着轮椅精神抖擞地来到广州，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从事繁忙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他想念在台湾的老同学、老朋友。他相信“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会在爱国一家的前提下，找到共同的语言。”他还准备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大喜日子到来的时候，设宴招待他在台湾的故旧。没想到壮志未酬，而他却溘然长逝，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悲痛的啊！
最使我和孩子们难以忘怀的，是在我家遭受突然打击，处境极其艰难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家的安危，大义凛然地伸出了援助的手。
那是1966年底的事情。当时贺龙同志和我，已经与世隔绝，失去了自由。孩子们为了躲避蒯大富一类爪牙的抄抓，隐姓埋名，东藏西躲，飘流在社会上，无依无靠。贺龙同志日夜思念孩子，时常拖着病弱的躯体，扶着窗子，轻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使他尤其放心不下的，是么女黎明。这孩子，当时只有16岁。这时，廖公家里也很困难。门口被贴上了大标语“火烧廖承志”；进出的客人，都必须登记；派出所和机关“造反派”时常来“查户口”；廖公还要到机关去“接受批斗”。还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我们两家虽然互相尊敬，相处和睦，但是平时交往并不多。一天晚上，鹏飞、晓明和黎明兄妹三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借用一家门房的电话，试探着给廖家的孩子打一个电话，想知道他家的情况，如果对方很困难，就不准备登门打搅了。电话要通了，话筒里传来经普椿同志和廖家孩子热情的声音：“你们在哪里？到我们家来，现在就来，我们惦念着你们哪！”见面后，廖家的人一定要留他们住下，他们发现廖公不在，就问“叔叔到哪里去了？”廖家的孩子回答：“家里呆不住了，住在中南海，不常回家。”后来才知道，刚才他们给廖公打过电话了，告诉他贺家的三个孩子来了，廖公在电话里嘱咐：“全部收留。”
看到廖公一家这样真诚，我们的三个孩子深受感动，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夜里，鹏飞和晓明商量，三个人住在这里目标太大，会给廖家招来横祸，何况廖公现在又是那么一种处境，不忍心让他们承受更大的折磨，决定动身去天津另想办法，留黎明住在廖家。第二天，对经普椿同志一讲，她说什么也不让走，实在挽留不住时，廖公在电话里特意嘱咐，“不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上发生困难”。阿普拿出了钱和粮票，要鹏飞和晓明带上。他们兄妹当时经济困窘啊！就这样，黎明在廖家住下了。一天，廖公回家看望90高龄的老母何香凝副委员长，当天还得赶回去。在短暂的逗留中，廖承志同志把黎明叫到身边，亲切地对她说：“好，好，好，你就住在这里吧！”经普椿同志象对待亲闺女一样疼爱和照顾她，每逢“造反派”闯进家来，经普椿同志就把她藏进婆母何香凝的屋里。而何香凝副委员长的住室，是周总理亲自规定任何人不许冲的。
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地得到了廖公一家的全力保护。这一切，我们在西山是不知道的，可怜贺总直到去世前，进入了昏迷状态，嘴里还喃喃不停地叫着“么女，么女……”他如果九泉有知，该会感到多么慰藉呀！我是1972年从贵州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情形的。当我见到廖公，当面向他们夫妇道谢时，廖承志同志憨厚地笑笑说：“没有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己挨整、全家遭殃的时候，还冒着风险，去救护受迫害的其他同志的子女，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它饱含着对党对人民深沉的爱，也凝聚着对敌人无比的恨；它好比战争年间，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自己负了伤，在流血，还舍生忘死地掩护战友，阻击敌人；它好比饥馑荒年，宁肯自己一家挨饿，也要用仅有的粮食去救活阶级弟兄。
前不久，我在医院里摔倒了，股骨头骨折，不得不开刀取出碎骨，装进不锈钢的假骨头。进行这样大的手术，对于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我的孩子担心厄运会再一次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已经痛苦地失去了父亲，害怕再失去母亲。军委和三总部首长对我很关心，亲自到医院来看望，嘱咐医生作周密的准备。我上手术台那天，孩子们焦急地守候在门外，正当他们忐忑不安的时候，廖公拄着拐杖上楼来了。他询问了手术情况后，就耐心地坐下来，陪着孩子们。有廖叔叔在身边，孩子们的心才逐渐平静了下来。我要出院时，上不去汽车，又是廖公，把他治腿时用过的那部有特殊装置的汽车为我要了来，使我毫不费力地进到车内。回到家门口，刚要下汽车，只见经普椿同志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廖公还送来了一套学走工具，这套工具是他手术后用过的，对于我非常适用。所有这些，都使我和孩子们得到了极大的温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这套学走工具，已经成为他留给我们家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廖公，就是这样一位待人亲切，感情真挚的长者。几十年来，得到过他的援助，受到过他的关照的人，不计其数。现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可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他还是那样谈笑风生地活在我们中间，指导着、鼓舞着我们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拓的大道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