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廖公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忆廖公
项南
我同廖公最近的一次见面，是今年5月13日在漳州机场上。
这一天，廖公和宋任穷同志由广州同机飞抵漳州。廖公在广州就说要到厦门看看集美学校，到泉州看看华侨大学。去年在北京，我曾对廖公说，陈嘉庚老先生创办集美学校，明年是七十周年，华侨很希望你能去参加他们的校庆。廖公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来，一定来。”这回他提前来了，大家当然更高兴。我也连夜从福州赶到漳州，准备陪他看看侨乡。
廖公太忙了，到了漳州，他又改变主意，说杭州有一位重要客人等着他去会见。我在机场上扼要向他汇报了几件事，廖公连飞机都来不及下，就继续北飞了。
没想到这一见竟成永别。
我同廖公第一次见面，是1941年在香港。
皖南事变后，我们这批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从桂林匆匆撤到香港。当时，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人们纷纷传说，日本军队随时可以占领香港，港英当局也正在街头垒沙包以“应变”，似乎还想“抵挡”一阵。廖公在忙于应付内外各种重要事务时，还周到地把我们安排在九龙招待所。为了掩护，招待所外面挂了一块“纳逊广告公司”的招牌。
所里最热闹时，住了上百人。人多，事情不多，除看点书报，很少活动。廖公发现我们情绪不高，大声说：“来，锻炼身体。”他把大家拉在一起叠罗汉。他奋勇爬上最高一层，直到玩得精疲力竭才罢休。那时，廖公还很年轻，三十刚出头，却是一个乐观的、生动活泼的、不知疲倦的长者。同廖公在一起，那段流浪生活，过得颇不寂寞。
可能也是为了掩护的需要，廖公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套西装。他说：“广告公司的伙计，怎么能这么土里土气。”穿，不算坏，吃，可就差劲了，最困难的时候，有时一天一个人只发五个仙的伙食费。实际上，这点钱在当时的香港只够喝一杯咖啡。廖公以诙谐的口吻对我们说：
“饿不死，天无绝人之路，困难总是暂时的。”
他还指点我们每天带本小说到安乐园去喝咖啡。他说：“咖啡桌上不是有一罐方糖吗，糖可以充饥，你们边看边喝，可以从上午喝到天黑嘛！”这使大家恍然大悟。有时候我们也就用他这个妙法，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不知他从哪儿弄到一大笔钱，不仅给我们大大改善了生活，而且有钱买船票，可以离开香港了。廖公给我们这批六个人买了到上海的船票，亲自送到船舱，高兴地告诉我们，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打开局面了，要我们记住到上海后同那里组织接头的地点和暗号，然后同我们热情握手，祝我们在苏北顺利地找到老四（即新四军）。
从那以后，大家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了长江以北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得以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召开，我们才又见到了廖公。虽然相隔将近十年，但廖公那种豁达、乐观、幽默、随和的性格，依旧不减当年。
全国解放后，我改做团的工作，廖公担任团中央书记，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他博学多才，通晓几种外语，却没有一点架子。他虽然身负重任，受到大家衷心的爱戴，机关里却没有一个人称他“书记”、“主任”（廖公当时还担任侨委副主任），倒有相当一部分人叫他“小廖”。叫的人并不感到自己“没大没小”。他听到这个亲昵的称呼，也不觉得有失什么“身份”。廖公同群众那种亲密、随和的关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当具有的那种民主化、群众化的风格和品德。这是他一生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印象。
1957年，组织上要我率领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我国同日本还没有建交。出国前，廖公特地要我们到他家“面授机宜”。他一再强调，到日本要热情友好，多做工作，还不厌其烦地逐条作了具体规定。他是“日本通”，连生活上应该注意的细节都给我们考虑到了。廖公是我国一个既了解中国又了解日本的不可多得的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的罪比我们多得多。“四人帮”打倒后，我在京西宾馆第一次见到他，这是第二个十年了，他还是那样乐观和“青年气”，只是手上多了一根手杖了。
1981年，中央调我到福建工作，他多次同我谈到福建的两大特点，一是华侨多，要做好侨务工作；二是面对台湾，要做好对台工作。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两手一拱，说：“这两件事，拜托，拜托”。他总是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与侨务工作这两件大事。
一个多月以前，还是那么生动活泼的廖公，怎么一下子就溘然长逝了呢？这两大任务我们做得如何，又怎么向廖公交待呢？写到这里，我……
难过，悲痛，惭愧，都已经不能弥补什么了。今后更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活着的人自己肩膀上这副担子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