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合”上作文章，走自己的路——读《邓小平文选》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结合”上作文章，走自己的路
——读《邓小平文选》札记
周　惠
《邓小平文选》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实事求是地解决新时期重大问题的经验的结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例。学好这本论著，对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贯彻党的十二大纲领，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小平文选的许多篇章，过去曾读过，有不少讲话还亲自听过，现在重读仍有初读的新鲜之感。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抓住了时代的主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反复实践，作好这个答卷。
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还是在别国的经验中，都找不到普遍适用的现成方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从理论变为现实业已六十余载，中国步入社会主义亦近三十个年头。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解决好，主要是教条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左”倾思想的指导，使这种探索没有顺利进行下去，以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曲折。多年来，把那些符合中国实际、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作法和形式，如早就在农业生产上出现的“包产到户”等，视为“离经叛道”，理论上横加批判，实践上成为望而生畏的“禁区”；而把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经济管理上的“高度集权”，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准模式去“吹”。搞什么“穷过渡”、“割尾巴”、“全面专政”，以致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切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吃够了苦头。在严重的教训面前，为什么不能反躬自省，弃旧图新，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还提出“两个凡是”，坚持错误做法？就思想路线讲，最根本的是把真理的标准搞错了，不是用实践去判断是非曲直，而是用“书本”去剪裁实践。小平同志及时抓住了这个要害问题，果断地倡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四化就没有希望，就要亡党亡国。从而为我们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前提。
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二字上作文章。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体会，这段话的关键在“结合”二字。过去，我们靠这个“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要靠“结合”这个法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并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去开锁。路要自己走，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问题就出在离开了中国的国情。小平、陈云等同志多次强调，全党要认识国情，把建设的指导思想统一到这点上来，这是走自己道路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就一国的情况讲是这样，就一个省、一个地区、甚至一个部门或单位来讲，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必须从自己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结合”上作文章。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有贯彻执行的坚定性，但这种坚定性，并不表现在一般表态和照转照搬上，而是表现在能够吃透中央精神，因地制宜，贯彻到“底”上。是否到“底”，就要看能不能把中央的精神变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工作方针、办法和措施，并进而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取得好的效果。1980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决定在那些边远落后地区以及贫困的“三靠队”，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包产到户”，已由“地下”走到“地上”，顺乎民心，大有迅不可遏之势。但有些同志，主要是部分负责干部，却对此很不理解、很不主动，主张只能在“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其他的社队不能“包”，否则就违背中央精神。自治区党委认为，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试行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从内蒙古的情况看，在全国基本属于边远落后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即使是一些生产比较好的生产队，同内地许多省区相比，也有相当差距。因此，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是毫不足怪的，也是合乎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贯彻中央文件、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没有用具体框子去硬性限制群众，而是由他们选择自己最乐意采取的责任制形式。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是很好的，仅一年多时间，大部分“三靠队”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原来一些生产比较好的队更富裕了。同时，我们从内蒙古的情况出发，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确定了“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建设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正由于把中央的政策与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使自治区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小平同志关于搞好“结合”、走自己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想，包含着一个深刻的也是最基本的群众观点。实践经验反复告诉我们，要作好“结合”的文章，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一切正确的思想、方针、政策，都源于群众，又要复归于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不再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而是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主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是由于党中央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坚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就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来讲，并不是哪一个天才人物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人民群众的自觉创造。回顾内蒙古五年来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从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到包产到包干，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到“大包干”，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领导者深入实际，不断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的新鲜经验，引导群众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的过程。对于农村这样一场重大的变革，有些同志为什么看不惯，想不通，甚至“顶牛”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群众观点、群众感情和群众路线问题。把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创造，视为“只要产量，不要方向”的“倒退”行动，似乎搞“包”姓“资”，顶“包”就姓“社”，这是受“左”倾思想影响作出的错误判断。如果说“方向”，那么广大群众所创造的“大包干”等生产责任制，正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便于继续前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好形式。它“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方法简便”，能够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有很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有效地破除了吃“大锅饭”的弊病，因而最受群众欢迎，最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广大农民选择的这种“方向”，全然没有错。农村实行“大包干”为主的责任制的伟大变革，不仅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而且推动着各条战线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发生了强大的连锁反应。这是我们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结合”上作出的生动的文章。
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勇于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几年，小平同志一直强调，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通过改革，才能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革除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弊端，开拓出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建设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探索、系统的改革。
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这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需要我们进行长期、反复的探索，不断在“结合”上作文章。这种“结合”对于各级领导者来说，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也不是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盲目实践，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带领群众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海市蜃楼”的幻境，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但“黄河九曲十八弯，奔流到海不复回”，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有成熟的、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亿万各族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