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谈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
——谈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
曾达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评论工作者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破除“左”的精神枷锁，总结历史经验，支持创作领域的新生事物，扫除前进路上的思想障碍，对于拨乱反正、促进创作，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评论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重视，也赢得了不少作家的赞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的共同目标下，评论和创作正在并肩前进。
无产阶级文艺从来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指导，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评论和创作应当互相促进。努力协调和改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关系，是作家和评论家的共同的责任。但是，从文艺战线反映出的某些情况来看，目前，创作与评论之间也出现了某种不协调现象。尽管不是全局性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注意。
为什么会出现某种不协调呢？评论方面有某些缺陷。我们的文艺评论总的水平还不够高，许多同志还不善于从历史的和美学的高度来评价作家作品，不善于从文艺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有些文章难免显得缺乏力量，使作家感到不满足，感到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他们所亟待解答的问题。特别不应忽视的是，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评论工作中都有一定的表现，这些东西是不利于创作的。
但是，问题不仅出在一个方面。评论需要改进和提高，创作也需要改进和提高；评论工作存在着一个正确对待创作的问题，作家也存在着一个正确对待评论的问题。应当说，舆论界、创作界的许多同志是能够正确对待文艺评论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持的态度却不够端正。由于某种不正确的思想风气在作怪，他们只愿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一听到批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正确的批评还是错误的批评，一律持戒备、反感、抵制的态度。形成这种心理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不能认为这种心理是正常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会助长评论和创作之间的紧张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理论的中心工作是揭批林彪、江青一伙，清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当时的文艺评论与其说主要是评价作家和作品，不如说主要是给创作打开前进的道路。清算林彪、江青一伙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宣传艺术民主、批判“左”的文艺观点、总结历史教训，成为当时文艺评论的中心课题。随着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随着党中央进行了文艺政策的调整，随着大量新创作的涌现，随着文艺生活中出现了种种新情况、新问题，文艺评论的课题不能不有新的发展。我们在继续清理“左”的思想流毒的同时，也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展开了斗争；我们在宣传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的同时，也对新出现的大量创作进行了评价；我们在肯定大量优秀新作的同时，也批评了某些不健康的作品和不良的创作风气。面对评论课题的新变化，人们不能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些同志对此很不适应。他们看到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批评，对创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就惊呼文艺评论的“风向”变了——你看：过去是批评领导思想僵化半僵化，现在居然也批起“下面”的创作来了。这岂不是“风向”变了么！有的同志指摘评论工作者“看风使舵”、没有“骨气和良心”。有的同志从否定批评发展到怀疑整个文艺理论工作的必要性，认为创作问题不可能通过理论讲清楚，理论的特点就是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谁要是真相信文艺评论，只能使创作走向倒霉。有的出版物竟然公开宣称：“评论家是我的敌人……”不难看到，在一少部分同志中间，出现了一股相当偏激的否定文艺评论的情绪。
文艺评论的“风向”变了么？没有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的文艺评论在当时是努力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的，今天仍然是努力贯彻这条思想路线的。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创作中产生的新经验，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理论应当随着实践的前进而前进。不研究新情况，不回答新问题，那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呢？当前，继续清理“左”的流毒仍是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因为清除长期形成的“左”的观念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和较长的时间。轻视以至无视继续克服“左”的影响方面的工作，就会给文艺事业留下巨大的祸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们面临的思想障碍决不仅仅是一个“左”。十年内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破坏，党内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存在，不能不带来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怀疑。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也不能不带来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这一切不可避免地都要反映到文艺领域中来。目前，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反理性主义的东西，在创作和理论中都有所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在不少领域中都存在着。面对这种新情况，文艺评论必须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我们在继续克服“左”的错误的同时，必须努力纠正某些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继续纠正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党的“双百”方针要求在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开展批评是“双百”方针的重要内容。没有批评，没有争论，那还有什么百家争鸣呢？对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评斗争。对于其他性质的缺点错误，不能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东西混同起来，但也要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指出来。这么做，正是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是坚持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贯方针。怎么能说，这是“上头风向”变了，评论工作者“看风使舵”呢？人们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存在的。对于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是可以批评的。但不能认为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刮一股什么风。
在历史上，我们长期吃过“左”的苦头，教训在哪里呢？
“左”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了批评这个武器，而在于用粗暴的行政强制代替了正常的说理批评，在于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评代替了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纠正“左”的错误，是要纠正那种违反民主的思想强制，是要用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去代替那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评，决不是连批评这个武器也要纠正掉。社会生活是在不断发展积极面、克服消极面中前进的，文学艺术也是在不断发展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中前进的。没有批评，社会就不可能进步，文艺也不可能向前发展。别林斯基曾经认为文艺是对生活的评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艺是对生活的一种批评。作品可以很尖锐地批评社会，社会为什么不能尖锐地批评作品呢？创作不能讲“无冲突论”，评论为什么不能批评创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呢？这种批评对于社会、对于文艺都是有好处的。可以这么说，是否认真地听取、严肃地对待各种批评意见，是作家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标志。果戈理说：“一个喜剧作家应当受到所有人的评判，任何观众都有权品评他，三教九流的人都是他的审判官。啊，我多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向我指出我的缺点和毛病！……意见决不会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真理的火花到处都可能迸发。一个决心指出别人可笑之处的人，就应该理智地接受别人给自己指出的弱点和可笑之处”。资产阶级的优秀作家都懂得批评的好处，社会主义的文艺家难道不应当比他们更加虚怀若谷么！鲁迅曾经批评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但鲁迅决没有反对批评。相反，他明确指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其实，批评如果不是和行政强制结合起来，如果不是和政治打击结合起来，那么它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批评错了，也可以用反批评来纠正。真正出类拔萃的作品，是不会被几句不公正的话所淹没的，它们往往都经历过激烈争论的考验。现在，简单粗暴的批评固然还存在，捧场式的、广告式的评论为数也很不少，批评的空气不是浓了，而是太稀薄了。回避批评、绕开矛盾，不讲原则、只讲面子的风气，在一部分评论工作者中相当盛行。这对于繁荣创作是没有好处的。评论家要是非分明、爱憎分明，敢于肯定积极的东西，敢于批评消极的东西，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才是真正的对创作负责。
创作和评论是文艺工作中的重要两翼。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对于文艺事业的发达兴旺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是在革命作家和理论家并肩战斗、亲密合作之下成长起来的。“左”的错误曾经造成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隔阂，但和漫长的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比较起来，关系的不正常毕竟只是历史的一段插曲。粉碎“四人帮”以来，在揭批林彪、江青一伙，打破“左”的禁区的斗争中，创作和评论曾经很协调地互相配合。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创文艺新局面，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的光荣使命，更需要作家和评论家的亲密合作。在西方文坛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和作家、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时而互相捧场，时而互相攻讦，时而拉帮结伙，时而反目成仇的怪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展这种怪现象。作家和评论工作者之间也可能发生看法不一致，经常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心平气和、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来解决。即使对有些问题一时难于取得一致的看法，也不应妨害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目标下的团结协作。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一致是正常的，没有必要强求一致。鲁迅说，他和创造社的同志“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我们多么需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宽广气度！
作家和评论家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挑剔，也不是互相护短；既不是剑拔弩张，也不是一团和气；而是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批评的同志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越是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达兴旺就愈有好处。